弄潮者與尾隨者——俾斯麥與德意志民族主義

整理自：Bismarck and German Nationalis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60, April 1955

作者：Otto Pflanze

納粹德國給世界帶來的巨大災難，使關于德國歷史的不少成見再次面臨拷問。其中，俾斯麥與德國民族主義的關系，無疑是希特勒時代之后的歷史學家無法回避的問題。

由于俾斯麥曾先后效忠于普魯士和德意志，二戰前后的研究者對他的民族主義傾向做出來完全不同的認定。其中一方以戰后學人Becker、Meyer為代表，認為俾斯麥自1851年起就始終持有強烈的德國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則由第二帝國時代的半官方史學家Lenz、Marcks組成，他們將1866年普奧戰爭的爆發視作喚起俾斯麥德意志民族主義情結的轉折點。

然而，論者雙方似乎都忽略了“民族主義”在俾斯麥個人及其締造的德意志帝國中進展的復雜背景。對俾斯麥來說，“民族主義”不僅是超越普魯士視閥、光大德意志民族國家的熱望，同時它也是一把政治上的雙刃劍。直觀的教訓來自1848年革命，這場以取消德意志境內封建專制為旗號的革命，同樣具備泛日耳曼主義的民族色彩，但它的矛頭卻直接危及君主政體與現存秩序，而在同時期內，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國平民對議會和共和黨人的成功打擊，也證明了民族主義完全可以成為政治家維持國家秩序的工具。

事實證明，早在普魯士時期，俾斯麥就對“民族主義”的兩面都有清醒的認知。為確保普魯士在德意志境內的領先地位，俾斯麥常常將民族主義視為可欲的手段。1862年普魯士邦議會在軍事改革問題上拒絕合作，已使他敏銳地意識到統合群眾、抵御議會的重要性。而在1866年籌備對奧地利的王朝戰爭時，他更多次以德國民眾的怒火警告法俄兩國，倘若德國內部事務受到外人干涉，德意志人將不惜復制一場1848年革命。

不過，相較于1866年后俾斯麥對民族主義的例行運用，普魯士時期俾斯麥掀起的民族主義潮流只能算是曇花一現。無論是統一前邦內的議會斗爭，還是統一后紛亂交疊的王國沖突，都要求俾斯麥更為頻繁地動員民族主義。自1815年起，普魯士內部就存在保守與自由兩派的沖突，即便王朝戰爭的勝利增長了普魯士的地位，但漫布普魯士的保守貴族仍力求保持50年前的分封體制，而同時要求民族統合和政治自治的自由派此時風頭仍健。對俾斯麥而言，單一國家和封建狀態都將令帝國陷于內部爭斗的無盡泥潭，而后者無疑是更可怕的噩夢，因此，唯一的出路在于利用自由派的民族主義傾向，一方面抵御普魯士特殊主義、一方面實現皇帝與群眾的聯姻。為此，俾斯麥一手與國家自由黨聯合組閣，并在1871年發起的“文化斗爭”運動中打壓與普魯士邦關系密切的天主教中央黨，同時，他從邦議會和行政機構手中奪來了普魯士總參謀部的指揮權，這不僅讓俾斯麥得以掌控一部分帝國軍務，更重要的是，威廉一世及其軍隊和全德統一也由此象征性地聯系在一起，成為填塞普魯士主義者口舌的正當理由。

這一時期俾斯麥對民族主義的運用成功消解了帝國內部的分立主義傾向，但對此時的俾斯麥來說，民族主義仍然是政治工具，而非個人信念。直到70年代末，帝國國會中的自由派取代分立勢力、再度成為君主秩序和鐵血政策的大敵時，俾斯麥本人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傾向才初現端倪。在政策上，他重組了保守黨并謀求與天主教中央黨的和解，同時，他開始親近由各邦君主代表組成的聯邦參議院，并通過參議院手中的立法權回擊國會謀求更多執行權的努力。在針對國會異己者的演講中，俾斯麥更是屢屢以超黨派的立場自居，他聲稱自己是為“德意志民族整體利益”與各黨派斗爭的代表，而那些“違逆德意志皇帝與人民神圣意志”的反對者，則被他叱為“國家與民族的公敵”。

盡管這些說法看起來更像是一名老練政客的冠冕之詞，但從中流露出來的忠君事國之意也堪稱這位容克貴族對“民族主義”的由衷體會。事實上，如果翻閱俾斯麥卸任后的演講與談話，我們仍能看到大量類似的詞句：“我認為，培養強健自豪的民族情感，讓我們的后輩銘記德意志的光榮，正是我們的神圣職責”、“使德國青年人具備我們這代人共有的民族政治意識，是德國教師的光榮成就……”

或許我們應當承認，20多年來為俾斯麥反復使用的民族主義語言確有部分出自真心誠意，因為沒有人能在如此長的時間里偽裝成一名民族主義者而不自知，即便是俾斯麥這樣的現實主義大師，況且正如前文所示，俾斯麥忠君事國的榮譽感和執拗的宗教信仰不僅意味著他與“德國”傳統性格相當的一致性，對一個并非由單一民族構成的帝國而言，“德意志民族主義”本身也不可能脫離對王朝的忠誠。從這一角度看，俾斯麥固然不是文化意義上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因為在“德國”特殊的歷史境況下，這位出身普魯士容克階層、作風保守的政治家很難像那些浪漫主義作者一樣將國家理解為一個文化有機體。但就政治而言，他無疑篤信一個具備君主權威、貴族特權和軍事傳統的德意志國家，對俾斯麥而言，這些元素不僅是他政治生涯的核心追求，還是他本人的民族情感最切實的立足點。

盡管相比后來的第三帝國，俾斯麥本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和他對民族主義的運用均屬節制，但他留下的民族主義、個人統治與軍國傳統也為德國后來的歷史悲劇埋下了伏筆。和梅特涅、卡斯爾雷一樣，他篤信歐洲必須依靠五大力量共同維系，而后人卻運用他的遺產兼并了奧地利、進入了巴黎；他不是種族主義者，堅持唯有兼得日耳曼人的雄才與斯拉夫式的柔和，國家才能融洽穩固，但后人只記住了他的雄心，卻忘了他的精微；他本質上憎惡極權，因為他知道無論是君主、還是群眾的暴政，都會顛覆這片容克貴族世代棲居的土地，可他多半想不到，后來者中，早已不剩幾個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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