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氓對巨獸——尼采反俾斯麥

整理自：Nietzsche and Bismarck, The Historian, Vol. 29, August 1967

作者：Theodor Schieder

將“權力意志”的代言人尼采與鐵血宰相俾斯麥相提并論早已不是新鮮事，以現代德國極權主義的兩面打量尼采與俾斯麥也已堪稱老生常談。但即便是這兩位氣質相似的同時代人，缺少分辨離析便潦草構筑的觀念巨鏈，仍然失之簡化。

并舉俾斯麥與尼采的學者通常不會告訴我們：盡管俾斯麥自始至終在尼采的著作與書信中出現，但俾斯麥卻從未留意到這位非主流哲學家的存在，況且，尼采在其早年對俾斯麥的評價并非一貫正面。

尼采首度提到俾斯麥是在1866年，那時，他不過是個在萊比錫大學就讀的22歲男生，而作為普魯士宰相的俾斯麥則正在發動一統德意志的大戰。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中，尼采對俾斯麥的這場“賭博”大加贊賞，而在兩年后的另一封書信中，他又寫道：“閱讀俾斯麥的演講稿，就像品味一杯烈酒。”

不過，這似乎也就是年輕的尼采褒揚俾斯麥的全部。接受叔本華哲學后，尼采開始將國家視為化育天才的至高居所，相形之下，“所有其他的事物都不過是工具和輔助”。在尼采看來，新的德意志應當具備超越市儈氣息和德國疆域的文化使命感，而1871年建成的新帝國不過是在政治上統合了德意志的版圖，它從未賦以德意志的藝術與哲學應得的全新形式。為此，尼采甚至與瓦格納決裂，因為本著他的想法，瓦格納與新帝國的藝術合作無疑是一次恥辱的精神背叛，在《歷史的用途及其濫用》與《不合時宜的沉思》中，他大力鞭撻布爾喬亞式的市儈庸人，并譴責普法戰爭帶來的文化頹喪，在他眼中，瓦格納不僅背叛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他已經臣服于新帝國庸俗不堪的文化氛圍。

尼采同時注意到了俾斯麥為新帝國帶來的政治變易。他敏銳地發現，19世紀70年代的俾斯麥之所以確立立憲國體根本上是為了與民眾達成妥協，并隨之延續一如既往的憤怒，對現代民主進行一番諷刺挖苦。而伴隨著俾斯麥在80年代對傳統歐洲王朝秩序的維系和對國內社會主義勢力的打擊，尼采的哲學立場也發生了更為激進的轉變。除了對機取政治和勢利人類的痛恨，尼采斷言：虛無主義時代已經到來，倘若不能借此良機對歐洲文化的一切價值意義予以重估，它將迎頭撞上自己的死期，而重估的方式不是借助超然現實的價值沉思，唯有依靠統治與引導行動，虛無主義才能挽救虛無本身。

有趣的是，雖然尼采在25歲以后對俾斯麥就鮮有贊揚，但80年代忙于與社會主義斗爭的俾斯麥對“虛無主義”有極為相似的看法。在俾斯麥眼中，“虛無主義者”是那些熱衷政治謀殺、目無上帝君父的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在1884年的一次演講中，俾斯麥斷言：我們時代的社會主義者無不是虛無主義者，他們本質上要求的是一種劣人對良人的統治；與之相似，尼采不止一次用激烈的口吻斥責所謂平等理念不過是蠢貨和末人手中的暴政。

不過，與俾斯麥惺惺相惜地抨擊弱者，并不意味著尼采會就此將這位反社會主義政客視作真正的強者。在1881、1882年寫成的《朝霞》和《快樂的科學》中，尼采對俾斯麥伙同新帝國勾結瓦格納、頹敗德國文化的“孽債”仍舊耿耿于懷，他質問并嘲笑那些全身心追隨俾斯麥心智的人們，像這樣一個馬基雅維利式的現實政客，究竟體現了什么高貴的德國品質？在暴風驟雨般的尼采式拷問下，這些“俾斯麥主義”者被尼采迅速歸結為汲汲于“小政治”（Kleinpolitische）的食利者，他們沒有自己的頭腦，因此只能在強者身后亦步亦趨；而俾斯麥盡管擁有擺脫“小政治”的鐵與血，但他本質上沒有開創“大政治”（Gro?politische）的精神養分，因為“大政治”在尼采看來，不是應付瑣屑世事的算計，更不是以民族為由隔絕與歐洲各國的聯系，1886年尼采在《超善惡》中宣告：在瑣屑的政治笑劇過去之后，下一個世紀將是歐洲為統御世界進行文化與政治斗爭的“大政治”時代。

毫無疑問，尼采自19世紀70年代以來對俾斯麥的多重批評，已使二者的距離越來越遠，尼采心目中的未來時代圖景，也不再有俾斯麥的一席之地。同樣是在《快樂的科學》里，尼采將拿破侖視作唯一符合自己期許的“超人與野獸”，而此時的俾斯麥在他眼里，不過是個降生于“昨天的昨天”的凡俗英雄。確如尼采對歐洲危機緊迫性的預料，1887年1月，老邁的俾斯麥在例行國會演說中警告：在東西兩線強敵環伺的情勢下，“德意志帝國已經走到了它歷史上最危急的時刻”。可無論來自東方沙俄的威脅有多么緊迫，這位被尼采視為庸才的首相都不可能蠢到步拿破侖的后塵。

同年6月，這位視德國和平為生命的戰略家最后一次主持簽訂了俄德“再保險”條約，而大約在同時，尼采《權力意志》一書的草稿也潤飾完畢。同為人生中最后的努力，前者一如既往地希望保守歐洲近一個世紀的和平，而后者則看到了一切堅固之物崩塌的前奏，冥冥之中，它似乎喻示著，這兩個平行的靈魂之間偶然發生的故事很可能即將走向注定的結局。隨著尼采的精神狀況日趨惡化，俾斯麥在他心目中已逐漸成為揮之不去的死敵，戲劇性的結尾發生在1888年12月1日。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尼采如癡如狂地寫道：“為避免我這本新作（《瞧！這個人》）的出版引來燒身之禍，我希望出版社寄一份我的書稿給俾斯麥親王和年輕的皇帝，我會在書稿里附上一封宣戰書。”

沒有人知道尼采究竟是在認真地宣戰，還是只是又說了一句瘋話，事實上，也沒有人太認真地對待尼采這句“戲言”：文化對政治、哲學對帝國、超克對保守、“尼采對俾斯麥”。或許是因為他自《不合時宜的沉思》以來對俾斯麥一貫濃郁的戰意，也許是哲學家與君王數千年來永不休止的爭吵已經太沒新意，這場在尼采看來勢在必行的決戰沒有得到響應。但如今，已然實現一體化的歐洲和仍為現實主義法則支配的世界似乎也提示我們：也許正像巨獸與牛氓，真正能在現實政治中搏斗求生的偉大人物，永遠逃避不了另一個同樣戰斗不息的文化個體勇敢而執著的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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