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富于文學藝術創造力

俄羅斯民族在1 000多年的發展歷史中創造出了極高的文學藝術成就。費多托夫曾自豪地說：俄羅斯并不是一個文化貧瘠的國家，而是一個有著千年文明史和豐富文化的強國……假如俄羅斯今天已經徹底滅亡，那么，它已經給世人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歷史足跡，它是偉大國家當中最偉大的國家之一。假如沒有俄羅斯文化，人類社會將會變得多么枯燥和寂寞[26]。

事實也正如費多托夫所言，俄羅斯在文學、音樂和繪畫等領域為世界貢獻了無數杰出的作品，成為全人類的精神瑰寶。說到俄羅斯的文學，我們就會想到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萊蒙托夫、契訶夫等。歷史上俄羅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的作家就有5位，他們分別是：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和布羅茨基。

俄羅斯音樂的杰出成就是與格林卡、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等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任何一位鋼琴演奏者的夢想就是在柴可夫斯基國際青少年音樂比賽中獲獎。《天鵝湖》、《睡美人》、《黑桃皇后》、《胡桃夾子》等作品一直是俄羅斯各大劇院演出的保留節目，也是世界各國經常上演的經典劇目。無論在哪里上演這些作品，一票難求的情形司空見慣。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是俄羅斯民族堅強精神的贊歌，鼓舞列寧格勒人戰勝了德國法西斯900多天的圍困。

俄羅斯的芭蕾舞藝術也是世界藝術殿堂中的一朵奇葩。盡管芭蕾舞的誕生地不是俄羅斯，但正是俄羅斯人把芭蕾舞藝術發揮到了極致。1909年開始，俄羅斯芭蕾舞開始在巴黎舉行巡回演出，1911年俄羅斯芭蕾舞團開始在倫敦巡回演出。20世紀20年代以后，正是在俄羅斯藝術活動家的帶動下，西歐的芭蕾舞藝術才開始得以恢復。擔任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法國索邦大學俄羅斯芭蕾舞藝術主講教授的謝爾蓋·利發爾這樣寫道：我們可以自豪地說，20世紀上半葉的世界芭蕾舞藝術成果，就是俄羅斯移民的芭蕾舞藝術杰作[27]。

四 極端性及其表現

說到俄羅斯民族性格的極端性，大家不約而同都會想到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的論述：“ 俄羅斯民族只能在極化性和矛盾性上與歐洲民族相比，它是更加直爽和更富有靈感的民族，它不懂得方法而好走極端。”[28]這正如一句俄語諺語所表達的：要么全有，要么一無所有。

利哈喬夫院士在《解讀俄羅斯》一書中說過，“俄羅斯民族是從一端迅速而突然轉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這是一個歷史不可預測的民族。”[29]俄羅斯文化中的圣愚形象也是俄羅斯性格中典型的二元對立現象，圣愚是智慧和愚蠢、純潔和污穢、傳統和無根、溫順和強橫、憧憬和嘲諷的矛盾統一體。

(一)政治傾向：二元對撞

俄國歷史上的哥薩克現象充分體現了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哥薩克與國家制度和國家政權水火不容，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者。與此同時，自由的哥薩克完成了俄羅斯國家在亞洲的殖民進程。被沙皇政府通緝的葉爾馬克把西伯利亞贈送給了沙皇俄羅斯國家，換回的是沙皇對他一切罪行的寬恕以及軍役貴族和西伯利亞公爵的封號，逃離政權和歸順政權在哥薩克身上得到了完美結合。

彼得大帝的歐化改革是用野蠻的手段制服了俄國的野蠻。葉卡捷琳娜二世學習西方自由、平等啟蒙思想的同時把俄國變成了一個更加等級森嚴的社會。亞歷山大一世在執政初期信誓旦旦要給俄國一部憲法，后期卻在國內推行軍警專制。俄國僑民佩切林的詩是俄羅斯這種矛盾和極端性格的最好寫照：“憎恨祖國卻又對她如此甜言蜜語!!貪婪地期待著她的滅亡。”[30]

高舉民主旗幟的葉利欽用武力解散了全民選舉的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1993年通過的是一部“超級總統制”憲法，20世紀末的俄羅斯出現了“民選的沙皇”。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每到大選的年份，俄羅斯人最關心的不是各位總統候選人的施政綱領，而是現任總統的繼承人是誰，俄羅斯人也總能把總統的繼承人成功推上權力頂峰。普京第二個總統任期開始后不久，俄羅斯人就開始考慮如何修改憲法，使普京能夠繼續第三個總統任期。2013年12月普京的記者招待會上，誰是繼承人的問題又提上了俄羅斯人的日程。了解俄羅斯的歷史，就能理解俄羅斯的現在。

(二)經濟政策：非左即右

從1861年到1991年，俄羅斯在短短130年間完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大輪回。農奴制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打開了大門，1913年俄國的谷物出口躍居世界第一，工業生產躍居世界前五位。十月革命前俄國半個多世紀發展資本主義的成績有目共睹。

十月革命之后，俄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農業集體化運動時期，政府強制把全部土地收歸國有，把商品、貨幣、市場和私有制生產關系一律排除在外，實行無所不包的國家所有制，集中管理和行政命令體制，銀行、商業、鐵路和工業國有化，國家壟斷對外貿易。戰時共產主義是用軍事指揮的方法和強迫手段來解決經濟建設問題，而蘇聯經濟的發展模式，某種程度上是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繼續。

蘇聯解體后葉利欽實施的“休克療法”經濟改革走上了另一個極端，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龐大的國有資產被迅速集中到為數不多的寡頭手中，國家職能也從無所不包的大管家轉變為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蘇聯實行了近70年的計劃經濟被徹底放棄，改革派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上。俄羅斯私有化的方式和速度與蘇聯農業集體化驚人地相似，從1992年7月開始，經過了短短6年的時間，到1998年8月，俄羅斯私營經濟成分的比例已經超過了國有經濟成分，占到50.5%[31]。俄羅斯再次以革命的速度實施了經濟改革。

(三)對內對外政策：簡單粗暴

1896年5月，幾十萬莫斯科民眾為了得到一個刻有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名字的“加冕杯”來到了霍登廣場，由于組織不力發生踩踏事故，1 000多人在事故中喪生。“霍登慘案”是一場悲劇，但充分展現了俄羅斯民眾對沙皇頂禮膜拜的心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運也如同他的登基典禮一樣，充滿了戲劇色彩。

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俄國人數次顛覆了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看法。從享有無限專制權力、萬民景仰的沙皇，到淪為紅軍的階下囚;從全家被秘密槍決，到被冊封為東正教圣徒。為沙皇一家平反的是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1998年7月17日，葉利欽親自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葬禮并發表講話，為沙皇平反：“葉卡捷琳堡的鎮壓行動是我國歷史上最恥辱的篇章之一，是俄羅斯社會分裂的結果，我們希望為自己的前人贖罪。埋葬葉卡捷琳堡悲劇的受害者的遺骨是人類的正義行為。祖國歷史上許多光輝的篇章都和羅曼諾夫家族的名字聯系在一起。”[32]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葉利欽就出生在葉卡捷琳堡(蘇聯時期改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正是在葉利欽擔任蘇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黨委第一書記期間，1977年，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政當局把當年沙皇一家曾經居住和被槍決的那棟別墅推倒，目的是徹底消滅沙皇政權在人們心中的記憶。

二戰時期斯大林的民族大遷移政策從另一個側面展現了俄羅斯民族愛走極端的性格特點。在衛國戰爭期間，斯大林以某些居住在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有通敵叛國行為為借口，強制他們整體搬遷到中亞和遠東地區，那些動作稍有遲疑的人被立即槍決。在被遷移到哈薩克和吉爾吉斯以及西伯利亞的40多萬車臣人中，據蘇聯媒體后來承認，有7.8萬人在途中被凍死和餓死[33]。正如1913年捷克人馬薩里克在《俄羅斯精神》一書中指出的那樣：“俄國人沒有耐心的力量，使得俄羅斯不能經歷醞釀過程，不能享受緩慢和自然的文化帶來的益處。”[34]葉利欽也說過：“俄羅斯歷來抵制實驗者。”[35]

卡廷森林事件讓世人再次見證了俄羅斯民族的極端性格。1939年9月，大約有25萬名波蘭軍人和其他抵抗人士成了蘇聯紅軍的俘虜，1940年3月經斯大林和政治局批準，蘇聯內務部在斯摩棱斯克近郊的卡廷森林及其附近地區槍決了其中的2萬多名戰俘，并就地掩埋。波蘭戰俘的萬人坑被德軍發現后，蘇聯官方對此斷然否認，并反控德國是殺人的元兇，指責波蘭與希特勒合作，并宣布與波蘭斷交。蘇聯政府在掩蓋了事實真相40多年以后，1990年4月突然公開承認對卡廷大屠殺負有全部責任，并向波蘭轉交了一些相關檔案材料。1992年葉利欽派特使飛往華沙，再次向波蘭轉交了有關卡廷森林事件的絕密檔案文件。俄羅斯人在對卡廷事件“深表遺憾”和對波蘭人民及其死難者親友表示“深切同情”的時候，絲毫沒有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內疚和難堪，俄羅斯民族早已習慣了這種急轉直下、簡單粗暴的處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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