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安倍晉三政府加快自衛隊改革步伐的過程中，“聯合作戰”是其嚷嚷得最響亮的口號。但日本軍界存在根深蒂固的門戶之見，當年組織“神風特攻隊”的日本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在戰敗切腹前曾哀嘆：“帝國海軍和陸軍從來都是把80%的精力花在內斗，20%花在外戰。”這種觀點雖有些偏頗，但也道出日軍缺乏聯合作戰思維的情況。

“聯合作戰、聯合制勝”是工業革命時代以來生產方式協作性質在軍事領域的表現，至今已有200多年，更因為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使得其成為各國實施軍事改革的根本目標。拿日本鄰國而言，俄軍“新面貌”改革依據“聯合制勝、空天決勝”兩大理論急速推進，中國軍隊聯合作戰訓練也進入快車道，甚至韓國也在駐韓美軍的調教下逐步從局部到整體的聯合作戰樣式轉變。

在此背景下，日本自衛隊的聯合作戰能力建設成為2015年該國防務界熱烈討論的話題。但對于聯合作戰集團該如何締造，仍是莫衷一是。有鑒于此，日本退役自衛官江口博保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認為自衛隊必須對整個指揮控制體制展開“大手術”，“非一般小修小改所能解決聯合作戰問題”。

東日本地震實操效果不佳

江口指出，不應把一系列日美聯合演習視作自衛隊錘煉聯合作戰能力的標桿。在他看來，迄今最值得研究的案例當屬2011年爆發的東日本大地震，防衛省緊急組建聯合部隊救援的行動。“從作戰角度看，這相當于聯合作戰的‘實兵操演’機會，但問題是最終效果仍是‘聯而不合’。”

據日本《戰車》雜志披露，當時陸上救難部隊由陸自各方面隊（軍區）抽調師團或旅團組成，時任東北方面隊總監君冢榮治擔任司令官，同時他還兼任整個聯合救難部隊的總司令官。根據聯合作戰的思想，各軍種指揮官一般不兼任聯合作戰部隊指揮官，不過當下自衛隊組織框架內難以物色到具備聯合作戰指揮才能的人，所以這一任命實屬無奈。

救災過程中，海上和航空救難部隊指揮官選定也存在問題，海自橫須賀地方隊總監被任命為海上救災部隊總指揮，該艦隊平時負責沿海警備，并非海自主力的護衛艦隊，結果海上救災部隊總指揮所賦予的權限太小，這讓他在救援指揮中深感掣肘。

為何不任命更擅長業務的航空支援集團司令來擔任航空救災部隊總指揮？這反映出防衛省和自衛隊“用人不當”。在救災結束后，日本民主黨政府論功行賞，居然規定凡不是根據專門的“救災出動命令”調遣的部隊，其參與的所有救災行動都不寫入履歷和業績表，這種官僚規定造成聯合救災部隊和后方支援部隊的嚴重隔閡。

“割肉式改革”受阻

類似東日本地震聯合救援部隊這樣的“滑稽場面”，正好說明打造聯合作戰能力的要害在于部隊編制改革。

2013年，日本防衛省發布了《中期防衛計劃大綱2014-2018》，明確強化自衛隊統合幕僚監部（總參謀部）的職能，希冀通過三大自衛隊的聯合行動，發揮更高效率的綜合作戰能力。但直到今天，誕生七年的統合幕僚監部并未起到聯合參謀本部的作用。在許多人看來，它只有“統”，卻少有“合”。早在2007年防衛省就傳出要徹底改造統合幕僚監部的聲音，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個中原因很多，關鍵一條是涉及自衛隊總體指揮體制的“大手術”，非一般小修補所能解決。

建立真正具有聯參性質的統合幕僚監部，就必須將自衛隊所有關于作戰指揮的業務全部集中起來，但這意味著現有三大自衛隊（簡稱“三自”）幕僚部必須交出大量“事權”。從日本現行《防衛省設置法》規定出發，如果聯參真的出籠，它要承擔為遂行作戰而制定人員培訓、裝備采購、員額編制、經費審計、后勤補給、衛勤服務等諸多細節事項安排，而三自幕僚部則降格為聯參的“馬仔”，為其各項計劃的落實盡犬馬之勞。這種“割肉”式改革，在三自內部受到極大阻力。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日本謀求組建聯合作戰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