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話可能會令讀者們把卡普蘭打入“衰落主義者”的行列——也就是那些樂于宣告美利堅帝國的衰落迫在眉睫的作者們——但是這個結論未免太過輕率。事實上，卡普蘭是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這一學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修昔德底斯(Thucydides)。卡普蘭立場鮮明地聲稱自己的學術從這位講求實際的古希臘學者身上獲益良多；和修昔德底斯一樣，卡普蘭引以為豪的是自己能夠撥開種種天真的幻相，揭露出各國政府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毫不考慮價值觀、信仰與意識形態的本質。
正是現實主義令卡普蘭的書令人耳目一新，完全沒有那種充斥在西方作者描寫中國崛起時那種讓人覺得窒息，覺得“天哪，事情嚴重到超出預期”的散文風格。然而，在他的書中，現實主義也導致一種修昔德底斯式的冷靜客觀，可能會令有些讀者感覺更為擔憂。但卡普蘭說，事情就是這樣的，因為在南中國海的斗爭肯定會變得超然而不訴諸感情。美國與蘇聯的斗爭造成了大量的道德議題，引發所有相關方的激情情緒；但在研究南中國海的問題時，很難為它賦予和柏林墻類似的哲學分量，盡管有些人在為之竭盡全力（幾個月前，在為另一份報紙撰寫專欄時，編輯明確告訴我，他希望“少寫點歷史，多寫點關于中國的可怕之處”）。“事實就是，”卡普蘭指出，“東亞問題完全就是關于貿易與生意。”
卡普蘭故事中的英雄都是強硬而實際的人，他們能夠了解這一點，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他遠遠勝過20世紀的絕大多數各國領袖”），還有中國的鄧小平（“20世紀的偉人之一”）。他們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者，經常會徹底改變方向，拋開過去被確信不疑的教條。兩人都對民主沒什么耐心；卡普蘭似乎也是如此。他承認自己的這些想法“對有知識的西方人來說堪稱異端”，他寫道，“讓該地區的專家和精英去處理南海問題才更有可能解決各方爭端，比讓一大群人依照民主程序去感情用事強。”
然而，最終的解決方案或許并不是環繞南海的大多數人所樂見的。在旅行中，卡普蘭發現了李光耀和鄧小平的精神實質。一個又一個現實主義者告訴他，他們不希望被芬蘭化，也不希望脫離美國，投向中國的懷抱；但現實主義教會我們，推動歷史前進的是必然性，而不是人們的愿望。“到最后，”一個新加坡人說，“一切都取決于軍事和海軍力量——熱情善意的對話沒有任何用處。”從2011年，美國開始熱情地討論把外交重心移向亞洲；但越南官員們——他們毫無例外，全是現實主義者——以一句諺語作答：“遠水救不了近火。”
可憐的東南亞，他們離上帝太遠，離中國又太近了。
本文作者Ian Morris的新書是《戰爭！它有什么用處？從靈長動物到機器人的爭端與文明進程》(War! What Is It Good For? Confl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
本文最初發表于2014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