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的大學發生了跨越式發展，學術研究也獲得了來自國家前所未有的資金投入和資源配置。在大規模投入的情況下，雖然學術研究在數量產出上獲得大豐收，但為什么公認的、有分量的一流成果卻與投入嚴重不成比例？為什么中國的學術至今無法站在世界的前沿？

學術研究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工程，其中最重要的環節是學術評價體制，如果評價體制發生了問題，就會誘導研究人員向扭曲的方向發展。在大學學術研究之中，理科、工科、醫科、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都有各自的學科內在邏輯，不宜一刀切地實行同一種學術評價體制，本文僅就我個人比較熟悉的人文學科評價體制改革談談我的看法。

1，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導型評價體制

對于絕大部分中國高校來說，今日的人文學科實行的是一種量化的、外在的、行政主導型的學術評價體制。

先說量化的。科學研究在今日之中國高校，被抬高到空前的、過度重要的位置。不說研究型大學，即便是教學型乃至職業型學校，學校是否優秀，教師是否能夠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畢業，科研的成績單成為最重要的衡量指標，甚至沒有之一。老師的教學可以馬虎、學生的畢業論文可以勉強通過，但只要有相當量的論文發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數高校對教師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嚴格的論文發表量規定，而一個大學每年的論文發表篇數，都影響到從官方和民間的各種大學排行耪的位置，是大學領導政績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軍萬馬寫論文、拼數量，就像大躍進時期的全民大煉鋼鐵，產量是最重要的，而質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再說外在的。鑒于大量論文粗制濫造，這幾年各大學開始重視論文的發表質量，以教育部認定的CSSCI或核心期刊的發表論文為統計對象，而研究型大學為了早日實現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目標，又將國際學術界為了引證統計需要所設定的SSCI和AHCI論文系列，作為進入國際學術前沿的標志，給予特別的獎勵。這幾年又出現了所謂的影響因子評價指標，一篇論文的好壞，還要看其在其他刊物上的引證率或轉載率。于是，所謂的好論文，只是看其在什么刊物發表，有多少影響因子，只要是發表在國內權威刊物或國外引證期刊的，就能得到國家、省部級和學校的獎勵，至于學術共同體的內在評價如何，則可以忽略不計。

量化的、外在的學術評價體制，其實質乃是以行政為主導。關于大學的“去行政化”，這幾年談了很多，爭議也很大，然而，所謂的“去行政化”，核心問題不在于大學是否要有行政級別，而是不再以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事務，而能按照學術自身的邏輯，通過大學教師的學術共同體實現“教授治學”。如今國家與大學的行政管理部門，控制了學術研究的絕大部分資源，各級行政管理人員，不僅壟斷了學術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而且也控制了學術成果的生產與再生產。上述量化、外在化評價系統，則是一種最簡化、實用的官僚管理制度，表面上看起來客觀、中立、科學，甚至去價值化，然而，人文學科的評價系統，是充滿學術價值性的，只能在一個競爭性的學術公共空間之中獲得其內在尺度，而無法用一種外在的、一刀切式的量化管理指標來評估和衡量學術成果的好壞。

2，一流的學術成果不是項目而是閑暇的產物

以量化考核為中心的行政化評價體制，因為受到工科思維的影響，特別重視項目、特別是重大項目的獲得，一個學者的學術能力強不強，能不能晉升職稱，拿項目成為比研究成果更顯赫的衡量指標。以項目為核心的評價體制，或許比較適合工科、理科和醫科，也部分適合某些社會科學，卻不一定適合人文學科。因為古老的、傳統的文史哲學科，其最需要的是閑暇和自由，卻不一定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歷史上古今中外人文學的經典研究，基本上都是個人按照自己的學術偏好、長期思考和研究而獲得，幾乎沒有一個是大規模資金投入的產物，更非團隊攻關、合作研究的集體智慧結晶。前幾年教育部有關部門的統計也發現，在省部級獎項之中，大部分都不是項目成果，而是個人自由研究的結晶。

一個常規的人文研究，除了必要的資料、數據收集與學術交流經費之外，其實并不需要大筆的資金投入。學者所真正需要的，倒是能夠讓其安身立命、自由做研究的一些基本條件。這些條件包括物質性的，也有精神性的。物質性的生活條件乃是讓其能夠不必因稻粱謀而影響研究，能夠憑自己的教職收入，使他以及家人可以過雖不富裕、卻比較體面的生活。在精神性條件方面，最重要的乃是學術自由，學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學術興趣或者對學術前沿的判斷，自由地選擇研究的課題、方向與方式。

今日中國大學的人文研究弊端在于，一般教師的工資收入偏低，維持和滿足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質性條件一部分要靠爭取項目獲得變通性補貼。于是，課題的設計與選擇異化為稻粱謀的工具，學者注重的是投入/產生的效益比，即如何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收益，如何以最捷徑的方式完成項目，而個人研究的旨趣、創新、突破倒是退而其次了。任何學術的創新都是一項有風險的事業，創新越大，風險也就越大。然而，如今的項目評價機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于是按照工具理性的法則，學者們紛紛選擇那些四平八穩、包賺不輸的平庸選題，人文社科項目包括重大項目出不了精品也就毫不奇怪了。

如今人文學者自由研究的外在精神條件也變得越來越稀缺。過度的升等壓力和生存競爭，使得學者們特別是年輕學者忙于應付升等的量化指標，生產達到發表及格線的短平快作品，沒有閑暇和耐心細細打磨學術精品。而人文學科的經典通常都是閑暇的產物，是長時段思考和研究的沉淀。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青年學者進所之后三年之后不準發表文章。老一輩的大家經常告誡年輕人：要做大學問，就要耐得住寂寞，厚積薄發，養成大氣。一有心得就發文章，氣散能盡，成不了大學問。然而，如今的年輕教師進入大學之后，三年不發文章，連飯碗都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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