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在南海諸群島持續加快的填海工程引起了東南亞國家和美國的強烈反應。外交部邊界與海洋事務司司長歐陽玉靖甚至聲稱“中國擁有劃設防空識別區的權利”。這對東南亞國家來說，中國對爭議海域的主權化措施是一種帝國的傲慢延伸。而在美國軍方看來，該行為無異于挑釁美國在亞太的勢力存在或破壞當下的勢力平衡。

美國外交圈一直是由現實主義者主導的，自由主義只是豐富了政策制定者定義、獲取利益的角度和方式，這一點與歐盟國家迥然不同。現實主義者認為，中國在南海和其它在一系列問題上采取日益強硬立場的背后，一定有某種戰略性而非僅僅是戰術性的轉變。連中國的學者也承認，習近平上臺以來中國的外交基調由“韜光養晦”轉為“奮發有為”。那么，推動這一轉變的關鍵因素是什么？

國際權力結構變化并未主導中國外交轉變

許多中國的學者和外交官員解釋，這一轉變是中國面臨國際安全環境持續惡化的被動反應。這種解釋根本站不住腳，因為中國面臨的安全環境的惡化并非是結構變化的結果，而恰恰是由其自己的外交政策造成的局面。2012年底，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舉辦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研討會上，與會的頂尖專家們在一個問題上達成共識：2008年至2012年中國外交遭遇重大挫折。

在那場揮金如土的北京奧運會結束后不久，中國與日本、東南亞國家關系因歷史宿怨、領土紛爭等問題迅速惡化。2012年1月5日奧巴馬宣布“亞太再平衡”戰略，眾多東南亞國家公開歡迎美國“重返亞太”。2013年底，菲律賓印尼等國紛紛表示歡迎日本“重新武裝”。一直被視為準盟國關系的中朝，也不再僅僅是貌合神離。朝鮮射殺中國公民和擅自進行核試驗等事件都清晰的表明，中國對朝鮮的控制越來越弱。印度與蒙古長期以來對華的警惕態度早已昭明于世。至于中俄關系，即便兩國在戰略上相互倚重以及存在緊密的合作關系，俄國對中國的恐懼和提防的態度也并沒有因北京在克里米亞沖突后對受到孤立的莫斯科不斷示好而改變。

中國與中亞各國的關系，許多年來沒有實際性的突破。在一些中國學者和官員看來，這都是西方聯合他們在亞洲的小伙伴共同遏制中國的結果，卻不愿意正視自己的外交戰略和策略所帶來的后果。如果中國想要通過外交手段改善對外關系，那么她應該重新回顧18、19世紀的歐洲國際關系史。

結構主義者認為，這一轉變是全球權勢結構變化的結果。結構，被認為是一種權力分布的狀態以及這種分布所遵循的原則（我試圖對沃爾茲定義的“結構”作出通俗化的詮釋）。結構主義者認為，結構是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之一。在他們看來，中國外交戰略性轉變是由全球權勢結構變化推動的，而導致這一結構變動的關鍵在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這種相對力量的變化所引發權力分布的變動作用于結構，它危險性并不在于變動本身，而在于其速度之快超過原有結構的調節能力。

歷史上，如此迅猛而又劇烈的結構變化往往伴隨著戰爭，如拿破侖的法國、兩戰的德國、二戰的日本的崛起就引發了國際戰爭。從歷史經驗來看現實主義者有理由持有悲觀的預期，即中國與美國（或其它西方國家）將發生戰爭。然而，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自身，當下大國之間的戰爭可能性微乎其微。

結構主義分析視角存在嚴重的局限性，這一理論可以為國家外交戰略制定和轉變提供很好的解釋框架，但對國家內部因素的忽視使得結構主義者常常得出錯誤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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