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利益與商業利益的糾葛

明初聲勢浩大的大航?；顒芋E然而興、戛然而止，很快就被厲行海禁的明廷視為弊政而廢止。明廷在海外未得寸土之地;與遠方來朝各國關系隨即斷絕;對兩洋航道的控制隨即喪失，落入阿拉伯人和遠道而來的葡萄牙人之手;中國東部南部海洋屏障形同虛設，倭寇隨即興盛于東部海岸，歐洲則開始“地理大發現”，“佛郎機”(葡萄牙)“紅毛夷”(荷蘭)迅即進據南洋并覬覦澳門臺灣，世界歷史進入新的時期。明朝航?；顒舆^程與結果間存在的這種巨大悖謬使后人疑惑不已?！皞鞑ビ颜x”“宣示和平”云云顯然不能解釋這一現象，自然也不能令人信服。此種說法對外宣傳的色彩十分明顯，但是否能為人接受?以亨利?基辛格近年的著作《論中國》一書為例。該書對鄭和事跡的論述是：“航海期間，鄭和每到一地，便宣示中國當朝皇帝的德威，厚贈遇到的君主，邀請他們或親赴中國，或派遣使者訪華，讓他們通過行叩頭禮的方式認可自己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承認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除了舉行莊重的儀典炫示中國的偉大外，鄭和對開疆拓土似乎并沒有多少興趣。他帶回國的不過是禮物，即‘貢品’。除了為天朝揚威這一抽象成果外，鄭和沒有為中國攫取領土或資源，充其量不過是較早地運用中國的‘軟實力’，為中國的商人創造了良好條件。”

基辛格當屬對中國較為了解的外國人。他的論述顯然沒有接受中國外宣的影響。從學術界來說，中外學者均試圖以現代視角追尋明初航海活動的動因。由于上述巨大悖謬，這種追尋簡直成了一種歷史猜謎。

對鄭和下西洋的現代研究，始于19世紀的西方漢學家。在西方，早期研究者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梳理史料和考證史實等方面，但以后的研究則愈益深入廣泛。此處不妨舉出其關于明朝遠航活動動機的若干論述。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是最早將朝貢體系作為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基本制度的學者。他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推測說，或許明廷支持鄭和遠航事業的動機是政治利益與商業利益兼而有之，其政治動機在于希望“把世界上從事航海貿易的國家納入傳統的宗藩關系，借以號稱統馭萬邦。在其《中國：傳統與變遷》一書中，亦強調明成祖的“宏偉計劃”是“將南亞與東南亞諸國都納入朝貢的體系之中”，在謀求商業利益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則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即力圖將全世界都變成中華帝國的朝貢附庸”。而在費正清看來，“朝貢制度的秘密在于它已成了通商的媒介”。

此后學者們的研究也均在政治和經濟利益間徘徊。牟復禮、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認為，或許鄭和遠航壯舉是“意在揚永樂帝的聲威于殊方異域，在于顯示中國的兵力，在于增長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在于保護華人的利益，或者在于再找些新的民族參加朝貢系統”，這些目的都已實現，盡管明朝政府此后沒有繼續實現這些目的和充分加以利用，但“他們的旗幟飄揚在整個東南亞和印度洋，清楚地顯示了明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的確，渤泥、滿剌加、蘇祿、古麻剌朗等四國國王及眾多國家的眾多貢使隨船來華，更是裝點了中國帝王的虛榮，也是天朝單方面將朝貢體制進行對外輸出的表現。

該書對遠航活動的經濟意義評價不高，而認為“就朝廷而言，在這種交往中政治利益高于經濟利益”;“鄭和的探險性遠航把最重要的東南亞諸國劃入了明朝政治勢力范圍之內。進行這些遠航是為了通過和平方式擴大明帝國的影響，加強其南部邊境的安全和通過阻止私人控制航?；顒右詨艛嗪Ｍ赓Q易”。

的確，鄭和遠航，有“明月之珠、鴉鶻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諸多海外珍奇的輸入是為了滿足朝廷和上層社會的奢侈生活和對異國情調的好奇心;亦有史料中語焉不詳的大宗貨物如蘇木、胡椒和適合社會各階層應用的各種日常生活用品，“打整番貨，裝載船內”而歸，但視之為弊政而廢止之，是否表明明廷并不看重遠航活動的商業利益?何況如前所述，明代嚴禁民間海外貿易，而以朝貢貿易方式予以壟斷。

但歷史的發展是復雜的。明朝海禁政策的效果，卻未必能如明廷之所愿。已有中國學者將鄭和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結合，提出鄭和下西洋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兩極效應，其中如朝貢貿易的衰落與私人海外貿易的興起、社會整合程度的下降與移民海外熱潮的興起，皆揭示了朝廷海禁的失敗，而反對朝廷抑商和開海禁的建議也已直達宮廷。這自然是明廷始料不及的。如此說來，西方學者注重探索航?；顒拥纳虡I利益亦非虛測之辭，只是這是航海廢止后歷史發展的吊詭之處，而非明廷發起航海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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