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科學：爭論及其意義

關于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的論戰

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科學？這個問題雖談不上有多熱，但多年來也始終未冷下來，時不時會被人提起，或在爭論別的問題時被涉及。

在20世紀初的一些著名中國學者看來，這根本就不是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古代當然沒有科學。例如，1915年任鴻雋在《科學》創刊號上發表《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1922年馮友蘭在《國際倫理學雜志》上用英文發表《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楨發表《中國古代為什么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一文，意見都是相同的。

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定義問題。在本世紀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國為什么無科學這一問題的人士心目中，“科學”的定義是相當明確而一致的：“科學”是指在近代歐洲出現的科學理論、實驗方法、機構組織、評判規則等一整套東西。上述諸人不約而同都使用這一定義。這個定義實在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學確實是從西方來的，在中國傳統語匯中甚至沒有“科學”這樣一個詞。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卻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了——因為許多學者極力主張中國古代是有科學的。于是“有”、“無”兩派，各逞利辯，倒是使得關于這一問題的思考深度和廣度都有所拓展。

上世紀90年代初，拙著《天學真原》出版后，逐漸被“無”派當作一把有用的兵刃，不時拿它向“有”派揮舞——因為此書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論證了中國古代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這被認為不但在客觀上從一個學科為“無”派提供了證據，并且還提供了新的論證思路。

另一方面則是“有”派的論證，比如先改變科學的定義，把科學定義成一種中國古代存在著的東西（至少是他們認為存在著的），然后斷言中國古代有科學。誰都知道，只要在合適的定義之下，結論當然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只是這樣做在實際上已經轉換了論題。又如，因為“無”派通常認為現代科學的源頭在古希臘，于是就試圖論證西方古代也不存在科學，比如論證古希臘也不存在科學的源頭，因此要么古代中國和西方半斤八兩，大家沒有科學；要么就允許使用極為寬泛的定義——這樣就大家都有科學。

科學的定義和起源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科學史教授戴維·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是中世紀科學史方面的權威，著有《西方科學的起源》一書，該書有一個極為冗長的副標題：“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學和社會建制大背景下的歐洲科學傳統”。林氏所謂的“科學”，就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現代科學，他的“科學”定義，和當年任鴻雋、馮友蘭、竺可楨等中國人所用是一樣的。至于“科學”的起源，林氏主張考察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間的歐洲科學傳統，他主張現代科學的源頭在古希臘。在此前提之下，他還強調中世紀與早期近代科學之間是連續的。

與此相比，國內“有”派人士則往往樂意采用寬泛無邊的定義，例如，將“科學精神”定義為“實事求是”，聽起來似乎也有道理，但這樣的“科學精神”肯定已經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中存在了幾千幾萬年了，這樣的“科學精神”又有什么意義呢？采用任何類似的定義，雖然從邏輯上說皆無不可，但實際上無法導出有益的討論。

再進一步來看，歐洲天文學至遲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個宇宙體系都力求能夠解釋以往所有的實測天象，又能通過數學演繹預言未來天象，并且能夠經得起實測檢驗。托勒密、哥白尼、第谷、開普勒乃至牛頓的體系，全都是根據上述原則構造出來的。而且，這一原則依舊指導著今天的天文學——在古希臘是幾何的，牛頓以后則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還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這模型演繹出未來天象，再以實測檢驗之。合則暫時認為模型成功，不合則修改模型，如此重復不已，直至成功。

當代著名天文學家當容（A. Danjon）對此說得非常透徹：“自古希臘的希巴恰斯以來兩千多年，天文學的方法并沒有什么改變。”其實恩格斯早就論述過類似的觀點：“隨著君士坦丁堡的興起和羅馬的衰落，古代便完結了。中世紀的終結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離地聯系著的。新時代是以返回到希臘人而開始的。……如果理論自然科學史研究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臘人那里去。”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既然古希臘有科學的源頭，那古希臘之后為何沒有接著出現近現代科學，反而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對于這一質問，我覺得最好的回應就是中國的成語“枯木逢春”——在漫長的寒冬看上去已經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綠漸生，盛夏而樹蔭如蓋，你怎么能因為寒冬時它未出現新綠，就否認它還是原來那棵樹呢？事物的發展演變需要外界的條件。中世紀歐洲遭逢巨變，古希臘科學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條件，直等到文藝復興之后，才是它枯木逢春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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