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世界各地，尤其是資本主義心臟地帶美國和歐洲，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動蕩。其實，這并不奇怪。發展的絕對無限性與資源的絕對稀缺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政治的基本矛盾。面對這樣的矛盾，資本主義的解決方式陷入自我否定的尷尬。

難以為繼的“外圍供養中心”模式

近世的全球化本質上是工業資本全球化，處于高勢能地位的資本向處于低勢能的外圍市場擴散，汲取優質資源，獲得高額利潤，并不斷制造新的外圍市場，由此不斷形成壓迫外圍市場的新優勢。

18世紀以來，資本全球化已經過了好幾波的發展，也經過好幾波抵制。英國是“資本的母國”（馬克思），也是資本全球化進程的第一源頭。資本必須從勞動者身上攫取剩余價值，把勞動力收入壓到只能維持基本生存，甚至更低，最后導致勞動力反抗資本。勞動者是國內最基本的消費群體，他們在為資本不斷提供利潤的同時自己的收入卻越來越少，這導致國內消費市場的持續萎縮。這樣資本中心國英國便出現了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的對立。19世紀40年代，英國工人階級嚴重貧困化，罷工、游行，就是資本壓榨與國內消費市場萎縮的直接后果。勞動者的反抗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在國內不可持續。

為此，英國資本只有向外擴張，先從英國登陸到歐洲，從歐洲勞動者身上獲得利潤來反哺英國，結果，英國國內的上述資本與勞動矛盾又轉移至歐洲，造成歐洲的兩極分化。歐洲在抵御英國資本沖擊的同時，也整體地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遭遇國內兩極分化的后果。為了擺脫歐洲各國內部兩極分化的矛盾，歐洲便與英國一起向世界擴張，從這些地區獲得高額利潤回流，這為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發展提供了巨量的原始積累。這樣世界分成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及由此產生的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中心和外圍之間的矛盾是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內的壓迫階級（資本家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工人階級）矛盾的外移形式。其結果是在資本中心國發展的同時，資本外圍國家則整體性地陷入毀滅。

資本從國內向世界擴張的過程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自由貿易的牧歌似的過程，但實際上則是伴隨著極其血腥的暴力掠奪。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擴張到了亞洲。1840年、1856年英國對華發動兩次鴉片戰爭，1857年英國鎮壓印度民族大起義，在這幾場戰爭中，英國征服了中國和印度。此后，中印兩國的大量財富就從東方流向了歐洲。這些外來財富使歐洲工人階級的消費水平大大提高，歐洲的兩極分化問題也逐漸緩解。與此相應，從19世紀70年代到一戰前，歐洲階級斗爭逐漸失去了群眾基礎，出現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原來被壓迫的工人階級在東方利潤滋養下變成“工人貴族”，坐享高福利。整個歐洲民族搖身一變成了壓迫民族，其內部“布朗基”式的革命的力量也隨之偃旗息鼓。歐洲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特征的“維多利亞時代”，一派歌舞升平，溫文爾雅的氣氛。

美國的情況同樣如此。南北戰爭后，美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美國國內產生兩極分化和勞資矛盾激化。19世紀下半葉，美國國內工人運動頻頻發生，比如1884年10月的芝加哥大游行，其規模和影響都超過了今天美國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為了緩解國內社會矛盾，與歐洲擺脫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路徑一樣，美國政府從19世紀末期開始大規模進行海外市場開拓。1898年美國占領夏威夷、古巴和菲律賓，加入歐洲帝國主義在東方的戰爭并從東方獲得大量的利潤回流。20世紀初，美國國內勞資矛盾大幅下降。

然而，資本外圍地區如果被剝奪到極點，也會起來反抗。較早的是拿破侖戰爭，它是法蘭西民族對登陸歐洲大陸的英國資本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抵制。19世紀40年代，歐洲大革命，是對英國資本的第二次大規模的抵制。這兩次抵制產生了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意識形態。

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后，又將西方資本剝奪第三世界的全球化進程阻擋了整整半個世紀。冷戰的本質是阻止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對外圍地區——至少在社會主義國家范圍——的剝奪。蘇聯解體后，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對西方資本設的籬笆坍塌，東歐全面開放資源、市場、勞動力，成為西歐的外圍市場，資本全球化波瀾又起。可以說蘇聯解體為資本中心國家提供了新的外圍市場，美國資本在世界范圍所向披靡，以至于美國放棄了實物生產，出現所謂“新經濟”，認為只要搞金融、靠新技術和新概念縱橫天下就可以了。

在資本外圍地區不斷榨取外圍的后果是，是那里的勞動者收入和消費能力持續下降，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矛盾突出，2001年就發生了“9？11事件”和所謂的“恐怖主義”，這是全球化時期資本中心和資本外圍矛盾激化的結果。為了壓制外圍地區對國際資本的反抗，美國開展了近十年的越反越恐的戰爭。現在，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撤軍說明，資本中心國家對外圍國家控制的失敗。再加上新興市場國家崛起，整個世界呈多極化趨勢，西方資本從外圍地區向本國收縮，將危機轉向本國勞動者，裁員、減薪、削減福利，這又導致國內矛盾激化。目前在西方國家發生的種種“占領”運動，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勞動和資本矛盾激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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