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 公湖近北的克什米爾與西藏的邊界爭端發端甚早，1863年親至當地的上引英國測繪師高德文·奧斯騰曾談到克什米爾當局與西藏方面爭執季節性宿營放牧地尼阿 格祖和班公湖東端的庫爾納克廢堡。當時他品評事實，傾向于藏方。這場爭端一直持續了下去，到了1945年，當時任英國駐拉薩外交使團負責人的黎吉生 (Hugh Richardson)在其所編供英方參考的《西藏概要》中言此爭端仍在，他稱之為卓博噶波之爭，他更是偏向藏方[29]。

卓博噶波地名不見于我方的地圖，在英印方面的地圖上標于尼阿格祖下方，是個只有幾平方英里無常住人口的劣質牧場。1918年，藏方的日土宗本下令藏人逮捕了一位在此爭端地放牧的名拉甲（Lhagyal, 拉達克人）的克什米爾臣民。

（五）如前所述，在英印殖民地時期，對中印西段邊界已 形成一占上風的意見，這段邊界就是這樣維持的。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中央政府即認定了這種狀況。但為何1947年印度獨立以后印度方面會有異議呢？這就牽涉 到克什米爾問題，而這又與后來劃入克什米爾的拉達克有關。拉達克自吐蕃王朝后期，作為贊普王子所建王國，本身就是西藏的藩屬。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拉達克經 常占有西部西藏，行使管轄權，以至在第六世達賴喇嘛時期與西藏經過戰爭達成了各守邊界的協定，這就是現在中印西段邊界西 藏段的由來。到了1842年，拉達克被克什米爾的道格拉錫克族軍事政權吞并，道格拉政權此時悍然發動侵略西部西藏的戰爭，作為對拉達克政權的領土繼承，提 出整個西部西藏為其所屬，結果被藏軍擊敗，這就是所謂的森巴戰爭。爾后道格拉政權發展成為統一了整個克什米爾的政治勢力，雖然后來被英國占領，但克什米爾 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卻留存了下來。1947年的印度獨立是伴隨著印巴分治而產生的，在如何將克什米爾一分為二的問題上兩國產生了長期的爭端，其中又有克什米 爾的獨立要求，情況益為復雜。印巴將克什米爾問題的爭端鬧到了聯合國，而談到克什米爾的疆域，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與西藏的邊界，印度方面對此不大了解， 為了準備資料，遂委托克什米爾方面，克什米爾方面根據自已所藏的大量文檔，提出了多余的領土要求，這就是中印西段邊界爭議的由來。

四、結語

入清以來，中印西段邊界在個別地段有西藏地方政府與邊外個別部落長代表間的停戰協定式的界定，并無近代國家邊界的嚴格劃定方式，且與各自后來的中央政府并無行政上的繼承性，故僅可供定界時參考，并無國際邊界法律上的效力。實際上，現屬印度克什米爾的拉達克在過去的吐蕃王朝滅亡時期是一邏莎（今拉薩）贊普王子首創王國地，是純粹的藏地，這是中外所共認的，只是到了清道光朝，由于內憂外患，再加上當時的駐藏大臣對歷史不了解，才默認了英印對拉達克的統治權。由于交通不便，有清一代的駐藏大臣沒有到過西部西藏邊界。民國年間，雖有中央代表在藏，但也無暇及此。勘定西部西藏的邊界，要參考大量的英印方面的英文文獻和游記，而當時西藏地方政 府方面通英文的寥寥無幾，手中更無有關的文獻。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在西藏又有了代表，當時亦無暇及此。1959年平定西藏叛亂后，中央駐藏人員增 多，馬上就遇到了中印西段邊界談判問題，為了準備及分析資料，提出證據，我方參加談判人員（由于當時的具體情況，沒有一個藏族人員參加）除了通英文外，沒有人以前到過西藏，或從事過藏學，更不懂藏文，也不掌握有關的漢文史料，所以沒有提出本文所挖掘出的一些證據，這就是當時的具體情況。

注釋：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員和印度政府官員關于邊界問題的報告》，中國外交部，第1頁。

[2] 見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編《邊界歷史地理研究論叢》，后一文系與王士鶴先生合撰。

[3] 載《中國藏學》1991年第1期。

[4]《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一九。

[5]《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卷五八二。

[6]《新疆圖志》“國界一”。

[7] William Moorcroft:《和闐志》Notice on Khoten,載《皇家地理學會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832年第1卷，第244頁。

[8] Cunningham:《拉達克》Ladak,1854年，第17—18頁。

[9] G.W.Hayward: 《從列城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的旅行和葉爾羌河河源考察記》Journay from Leh to Yarkand and Kashgar, and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Yarkand River, 載《皇家地理學會雜志》1870年第40卷。

[10] R.C.Schomberg:《未知的喀喇昆侖》Unknown Karakoram,1936年，第9頁。

[11] S.G.Burrad,H.H.Hayden: 《喜馬拉雅山和西藏的地理地質概述》A Sketch of the Geography and Geology of the Himalaya Mountains and Tibet, 1933年，第121頁。

[12] 見其《論拉達克的班公湖地區》Note on the Pangong Lake District of Ladakh, 載《皇家地理學會雜志》1867年第37卷，第343—363頁，又收入同年倫敦的《地理雜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另有其它兩種雜志轉載。

[13] 拉爾(John Lall):《阿克賽欽與中印沖突》Aksaichin and Sino-Indian Conflict, 新德里，1989年。

[14] 見安氏與瑞方另一位參加者諾林(Eric Norin)博士合纂的《斯文赫定的中亞地圖，地圖紀要，卷一，記錄與測繪》Seven Hedin’s Central Asian Atlas, Memoir on Maps, Vol.1, Records and Surveys, 斯德哥爾摩，1967年，以及諾林著《在西部西藏的地質考察》G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Western Tibet, 斯德哥爾摩，1946年。

[15] 《藏漢大辭典》，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6] 在這一帶傳教多年的德國牧師弗蘭克(A.H. Francke)所著《印藏古物》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加爾各答，1926年版第2卷第125頁注dKar-zhva為Lahul, Khu-nu為Kunawar。

[17] 中華書局標點鉛印本卷六第3088頁點作“庫魯、農底泥底、噶爾廈加木比、作木朗、降納烏、比寧巴奔阿轄果、覺拉木、聰薩”，成了8個部落，可見對這一帶地理的概念模糊，有必要澄清。

[18] 意大利藏學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著《拉達克王國》（The Kingdom of Ladakh, 羅馬，1977年）一書第43頁認為阿旺貢噶倫珠土登格勒迥乃索南堅贊(Ngag-dbang kun-dgav lhun-grub thub-bstan dge-legs vbyung-gnas bsod-nams rgyal-mtshan)所撰《達倉熱巴傳》rNal-vbyor gyi dbang-phyug Audiyana-pa Ngag-dbang rgya-mtshovirnam-thar legs-bris vaidurya dkar-povi rgyud-mang第31頁的Ga[r]-sha即Lahul。Ga[r]-sha及dKar-zhva的譯音，藏人達倉熱巴從西藏朝圣路經此地，隨音 記字，故與文獻音近而字異。

[19] 《世界地名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

[20] 見其所著《尼泊爾王國記》An Account of the Kingdom of Nepal, 愛丁堡，1819年，第315—316頁。書后所附地圖標明了古盧及毗鄰地區的所在。

[21] 該書第113—115頁記錄了至其成書時的古盧王統世系，十分珍貴。

[22] 《西藏地名資料簡編》，西藏測繪局1979年版。

[23] 此藏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次仁加布1988年的碩士論文《試論1841—1842年西藏、森巴之戰》第26頁及索引所引西藏檔案館的此戰役記載。

[24] 《衛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9頁。

[25]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三○。

[26] 《印藏古物》第1卷，加爾各答，1915年；第2卷，1926年。

[27] “西藏”，第4頁。

[28] Charles Bell:《西藏今昔》Tibet: Past and Present, 1924年，第7頁。

[29]《西藏概要》，加爾各答，印度政府行政出版社1945年版，第122—125頁。

作者：房建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　原載于《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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