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于此，對龔楚來說，似乎更多和更大的“難過”和“苦悶”是來自于“蘇式”的“肅反”。即“自1933年秋，中共實行消滅地主的農民政策后，農村階級斗爭更趨嚴重，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干部的家屬”，最后又濫殺到了起義首領的身上，赫赫寧都起義（早在1931年底，“剿共”前線的國民黨26路軍長趙博生做工作，董振堂、季振同、黃宗岳等長官率1萬7千余人之眾、攜兩萬多件武器起義，后編為紅一方面軍第5軍團，后來在這支部隊中，產生了31位人民解放軍的將軍），不料長征初期，起義首領季振同、黃宗岳被“錯殺”，龔楚驚出一身冷汗。他不無后怕地回憶：“在這種恐怖的氣氛籠罩下，怎能叫人生活下去呢？這時，我便暗萌去志。”

黨內“叛徒現象”給我們什么昭示

龔楚的這本回憶，專門有一章是說蘇區的“政治保衛局”，局長即鄧發。但“政治保衛局”在陜北時已是“社會部”了，主持者為康生。回憶錄中不經意間還提及另外幾個叛徒——

一是孔荷寵。他說：“孔荷寵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在湘東紅十六軍軍長任內，平日好買點肉食，且有時打麻雀牌為戲。中共即認為他的生活腐化，便被撤職調來江西蘇區。”隨后其人因受到處分，“給他的精神打擊極大，嗣后他在紅軍大學結業后，被派到興國縣做群眾工作時，乘機逃出蘇區，向泰和的國民黨軍隊投降。”

二是抗戰時“失蹤”了的周昆。周昆也是出身井岡山的元老，曾任紅8軍團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龔楚回憶：“‘紅大’校長周昆，過去曾任紅四軍的師長，后升軍長，在第四次反圍剿末期作戰負傷，治愈后調來高級班當學員，被選為校長。”就是這樣一位紅軍的高級將領，在抗戰初期，115師奉命開赴呂梁山建立晉西根據地，參謀長周昆則赴八路軍總部領取軍費（彼時由國民政府提供），豈料周昆遣人帶信（信言“共領取了6萬塊錢，我帶走了3萬塊，另3萬塊交警衛員帶回，望查收”）之后，就潛逃回湖南平江老家去了。

由周昆，又讓人不免想到抗戰初期八路軍第115師的張紹東（團長，1930年參加紅軍），被敗類蘭國清（一個吃喝嫖賭五毒俱全的人，曾任紅3軍團11團參謀長）拉下水，兩人攜不明實情的官兵攜械出走，至半路兩人叛逃，徐海東聞之頓時大口鮮血噴出。此外，還有新四軍成立之初的“楊、曹叛逃事件”（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乘打“土圍子”之機，侵吞金銀財物，叛逃到桂系軍隊之中），也是同類舊案。

凡此種種“叛徒現象”，大概可以昭示人們：理想催生革命，但革命最終能走到哪里，則要看思想建設了。

文/散木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2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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