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擺脫思想“被殖民”的關鍵是政治

“被殖民”狀態本來就是政治的產物，也必須通過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國傳統上就沒有知識創新的能力。中國數千年所擁有的只是一種依附性的知識體系，即一種依附于王權的知識體系。秦朝統一中國之前，中國產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確立了中國的思想體系。但是，秦朝統一中國之后，這種思想體系很快就演變成為王權依附體系。

數千年里，只有當王朝解體的時候，或者當王朝控制不了社會的時候，才會導致一些新思維和新思想的出現。而在近代“向西方尋求真理”以來，王權依附就演變成為西方知識依附，知識體系的本質并沒有什么變化。無論是哪一種依附，本質是一樣的，就是維持政治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控制。而對統治者來說，相比之下，前一種依附要比后一種更有效。前者畢竟還是基于自身政治實踐的知識體系，盡管保守，但為社會所接受，因此能夠實現有效的軟性統治。而后者呢，作為一種外來的知識體系，既不能解釋現實，也不能為社會所接受，因此在實現統治過程中反而扮演著負面的角色。這也就是當代中國的統治權表現得越來越剛性的主要根源。

很顯然，要創造知識體系，創造者就必須擺脫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從思維領域退出變得不可避免。作為當政者，不應當也不可能來有效控制人們思維的空間。當然，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對思想領域進行規制。這一點連自由主義也是承認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對公共生活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的思想領域，必須加以規制。

只有規制，才能確立知識的社會責任。傳統社會，因為其他的控制較少，意識形態的控制（表現在一種統一的文化和價值）對政治統治來說就變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現代社會，統治者擁有了包括組織在內的各種現代化控制機制，就沒必要通過思想的控制來實現統治權。

對思想意識的控制也必然體現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體現在一些具體的機制上。尤其是知識生產領域，即教育和科研領域。就是說，中國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識創新，而是控制。舉例來說，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資，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來自于研究經費或者其它的資源，那么知識創造者就可以不用為生活所擔憂，可以憑借自己的興趣來做思考、做研究，這樣才會有創新。但中國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來自基本工資，而大部分要來自于申請研究經費等。

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來向掌握資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門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請資金。實際上，即使申請到了基金，他們也要為生活著想，想著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轉化成為自己個人的消費。而掌管資金的權威和機構并不是為了研究和創新，而是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錢越多，可申請的項目也就越多，對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強。這哪里是研究創新機制，這明明是控制機制。對掌管金錢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請資金，你就必須聽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聽話，你所能得到的錢就越多。當然，你越聽話，表明控制就越有效。

這種體制用來控制和管理人們的思維和思想。不管這個體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終的結果就是思想和思維的被殖民。例如，在這一體制下，現在的專業經濟學家大多是技術性工匠，他們不用對中國的經濟問題作任何形式的思考，只需專門找一些有關中國的數據，放入西方提供的技術模子里面，就可以產生研究結果。整個經濟界視這樣的研究結果為科學，研究者們可以毫無困難地在中外雜志上出版他們的“研究成果”。這也類似于制造業的“外國技術、中國原料”的生產過程。評審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導致思維、思想殖民狀態的高度制度化。當被殖民者主導這個體制的時候，誰也別想改變這個體制，中國也永遠別想產生自己的經濟學家。

一旦思想成為物質利益的奴隸時，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思維被控制時，不管是被政治權力所控制，還是被物質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創新的能力。這里的邏輯就是：國家越富有，統治者掌握的金錢就越多，思想就越貧乏，文明就越衰落。這是中國的現狀。今天，在當人們開始討論起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中國的決策者們是否可以直面這個現狀的癥結呢？現實是，如果文化體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國擺脫這個邏輯，那么創新便是空談，建設自己的知識體系便是空談。

本文摘自鄭永年論中國系列之《通往大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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