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偽滿洲國生活雜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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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介石(前排右二)任偽滿“駐日大使”期間曾回臺灣參觀新竹監獄

一、家世背景

我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出生於彰化二水。原本公學校畢業後,有意為人師表,不料參加師范學校入學考試時.雖以高分通過筆試,但卻因口才不好(日本た、だ,ら發音不清楚),在口試中被刷下來,後來公學校的校長就勸我投考臺北工業學校,因此我考上二年制機械科,雖然不是天資聰穎,但從小到大都是拿第一名,工業學校的獎學金也拿了好幾個,畢業時得了州知事獎,由於當時日本在臺灣實行殖民教育,所以在臺北工業學校就讀的臺灣人,約只占學生總數的一成。畢業後,我曾在三機工業株式會社臺北分社工作,不久就去考日本文部省專科學校檢定考試,且幸運地通過,此檢試就如同現在的普考,之後就派往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即今臺北機械廠松山機廠)工作,擔任技術方面的職務。

在十九、二十歲時,因逢「臺灣始政四十周年紀念」,有幸在紀念會場上看到謝介石的風采。因而種下我日後去「滿洲國」的因素。當時謝介石是以宣統御派駐日大使的身分回臺參加慶祝大會,會後并視察臺灣政情。因為謝介石是代表滿洲皇帝參與紀念會,臺灣總督府奉謝介石有如日本皇室股尊重,那種排場不由得令我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感慨,從此一心只想效法謝介石般出人頭地。

由於自認待在臺灣并無任何前途,因為連臺北工業學校畢業的日本人,也都要待上十年以上,才能升官,所以我決定到日本去念書。遂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赴日本東京的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因為當時想在仕途上求發展,必須要有法律學的資歷背景。日本大學位於今東京千代田區西神田(按:明治二十二年創校,時稱日本法律學校,明治三十六年改為日本大學),屬於四年制綜合大學,必須通過考試才能申請入學。那時為了加強我的實力,於是白天去念法律,晚上就去東京外語學校修習兩年的支那語(北京語),以備日後所需。

大學畢業以後,因故又回到日本三機工業株式會社東京總社的礦山運輸機械設計課當工程師,因曾有過工作經驗,所以薪資比剛畢業的日本人多了五元,每月有九十元。待了一年多後,會社有意派我去大陸分社工作,但一來我對大陸并不感興趣,二來認為這工作并無前途,所以才去參加「滿洲國」的高等官考試,沒想到一向只錄取一、兩人的高等官考試,我居然是其中一人,由於高等官考試及格者須馬上派赴「滿洲國」的大同學院受訓,遂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前往「滿洲國」大同學院受訓一年。

二、「滿洲國」時期

(一)大同學院

大同學院是日本代「滿洲國」訓練高級干部的地方,亦如現在陽明山的革命實踐研究院。欲進入大同學院者須通過高等官考試,考試項目包括行政法、法律、經濟學及外國語,滿洲人可選考日本語,臺灣人可選考北京語,在「滿洲國」剛成立時,大學畢業者無須經過高等考試,即可進入大同學院,如黃千里即是一例。技術人員則無須考試即可升級。所以如林永倉、孫運璿都是如此進入大同學院。當時臺灣的錄取名額是一年只有文官及技術官各一,醫官亦是如此,如文官欲升上外交官,則必須通過大同學院的學期考及畢業考考試,才有資格考外交官,所以算起來總共要通過四關考試,才能如其所愿。

由於戰時縮小編制,所以大同學院一期約只訓練一百多名學員。在受訓期中,我們必須在零下三十度的野地,學習如何射擊及騎馬,這使得來自臺灣的學員,都大喊吃不消。例如騎馬一事,常常是騎得上去,就不知何時才能騎回來,不停地被馬修理,摔得四腳朝天。有一位自臺灣來的黃姓醫官,因無法適應,遂自動要求退訓。原先在「滿洲國」從事醫生行業的人并不多,所以很需要外來的合格式生,因此就有很多臺灣籍醫生在那開業;但若要進入政府部門做事,仍須通過高等官考試才行。由於「滿洲國」的行政運作并不是很上軌道,所以一切任官資格均以考試為標準。對任用人員,并無任何黨派及種族之分,因為「滿洲國」立國的宗旨即是五族協和,就是滿、漢、日、朝鮮、蒙古五族協和,以反共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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