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學界的代表人物們又常常和國家領導人有密切的關系的這種現象，使我聯想到國家領導人的知識結構中的音樂修養的多少或有無這個從沒有人涉及的領域或空白的問題。20年代留法勤工儉學的中共領導的一代人中，僅僅有在巴黎的周恩來拉著朱德聽過一次音樂會的記錄，還是韓素音在內部出版的書中述及的;而在留蘇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中，在音樂極為發達而普及的莫斯科，他們中卻沒有任何人有聽過交響樂音樂會的記錄。(不知道唯一的文化人瞿秋白是否在蘇聯聽過音樂會?)這樣的文化結構就遺留到后來的幾代領導人中，也必然遺留到我國幾代中央官員的文化結構中的音樂知識的極度貧乏。而在歐洲，我們看到：英國前首相希斯居然是真正的交響樂指揮家;1919年的波蘭總統彭德列斯基是小提琴家;俄國葉利欽總統的副總統魯斯柯依上校是位鋼琴家;歐洲的國家領導人中的鋼琴家、提琴家不乏其人。

如果把歷史巨頭的音樂水準相比較會很有趣：列寧很崇拜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而斯大林雖然水平很低僅僅喜歡他的格魯吉雅民歌，但是他極為重視大作曲家并親自組織他們創作蘇聯國歌;而希特勒極為崇拜瓦格納的音樂，他居然聽過《特里斯坦和伊索爾德》前奏曲36次!他還多次親自去拜羅伊特拜訪瓦格納的兒媳和二個孫子。

由于對于西方當代音樂的陌生，使得我們的文學家和文化界失去了或者關閉了認識西方文化思想和人類靈魂的一個重要文化領域、文化窗口，而且對造成這種封閉的嚴重后果迄今也茫然無知。我深深認為這是我國文學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個重大缺陷。因為音樂教育和對于西方現代和當代音樂的介紹、了解和研究，對于我們當前幾代人，80后或者90后以及20后的思想情操、審美意識、道德觀念的建設都有重要深遠的意義。這些意義卻常常被人們視若罔聞。

在西方的歷史中，音樂家曾被教堂供養并服務于教堂，但是巴赫們仍然是受到尊重的。從離開教堂進入宮廷以后的幾百年，音樂家又被皇族和宮廷供養并服務于宮廷，莫扎特的父輩還是穿著仆人的服裝，但是他們同時又是宮廷和皇族的音樂教師。到了貝多芬時代藝術家脫離宮廷而獨立了，但是他們仍然是公爵們的子女們的音樂教師。這些以后繼承了爵位的貴族們仍然一代一代的保留了對藝術家的尊重和保護;李斯特的崇拜者就有不少公爵夫人和小姐。最突出的實例是巴伐利亞國王對瓦格納的崇拜和巨大的財政支持。這樣的文化歷史中的音樂家的地位，在中國從來沒有過!清朝皇族視京劇大師譚鑫培們戲子，而演員們對宮廷也自稱為奴才。

我有時想：胡錦濤僅僅讀過“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而為人們應為笑談，但是可否請我國的國家領導人也把他們自己聽過古典交響樂作品的記錄，如同公布他們的財產同樣的公布出來，由之作為對他們的文化水準的品論標準之一呢?他們聽過貝多芬嗎?聽過肖斯塔克維奇嗎?

我國文學界和文化界(和國家領導人)對于西方音樂知識結構的薄弱或空白的問題使我長期以來深感痛苦。我提出這個問題的視角和切入點可能是其他人沒有接觸過的，也可能會引起爭議或反對。難道不能引起討論嗎?

2011年8月23日初稿

2012年12月15日改就

來源：西方音樂評論　作者：王西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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