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遜與老羅斯福一樣，都是在前任總統遇刺后就職，他的改良的思路與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點也是大幅度的改革與大力擴充軍備對外用兵相并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既要黃油，又要大炮”。此處主要講他的”黃油”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貧困開戰”和”偉大社會”計劃。”偉大社會”雖然是繼承”新政”的傳統，但是時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時美國經濟不但沒有危機，而且持續增長，進入”豐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惟其經濟繁榮富足，貧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這是”向貧困開戰”的口號的來源。當時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著眼于社會公正。另一點與前人不同的是，種族問題已經到了無法回避的地步。
簡而言之，在約翰遜任內實現的各項改革中最重要的有兩大領域，一是關于種族平等，一是醫療保障。種族平等體現在1964年的《民權法》和1965年的《選舉權法》 。這是美國黑人斗爭史上一件大事，盡管其實際貫徹還經過了艱苦的斗爭，但是這一立法確有深遠意義，把黑人的法律和社會地位從觀念到實質都提高一步。以后，為在行動上切實落實，又頒布”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 Plan)。 應該說，在種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嶺，群眾運動當然是主要動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約翰遜政府的態度和措施的力度超過以前歷屆政府。
另一意義重大的措施是通過” 醫療照顧”和”醫療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國在建立普遍的醫療保險制度方面起步晚于歐洲，杜魯門政府曾企圖施行，以阻力太大未獲通過。到約翰遜政府終于將兩項法案作為對1935年《社會保險法》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前者的對象是65歲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齡的殘疾人;后者的對象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齡限制。這是繼”新政”以來改良派經過長期斗爭而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大大地擴大了醫療保險的覆蓋面。
除此而外，還有《中小學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政府對教育的資助;《模范城市法》由政府撥巨款建造廉價住房、改造城市設施、改善貧民區和貧困地區的環境、衛生條件、教育和娛樂設施等。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撥款關照貧苦居民的，不僅使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進一步得到鞏固，基本上形成了社會安全網，更重要的是使機會平等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是美國福利制度的頂峰，與此同時，他以反共的名義深陷越南戰爭，使美國政府財政赤字達到空前程度，成為左派、右派都攻擊的對象。其后果除了自己被迫放棄競選連任外，也造成以后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轉的契機。
里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轉，被稱作”劫貧濟富”的經濟學。然后又出現克林頓的”中派自由主義”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總的說來，美國的政治主流基本傾向是向中間靠攏，社會批評家和政客競選可以慷慨激昂，言詞激烈，但在實踐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現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進的也不會損害大企業的根本利益。
言論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賴于批判現實主義的傳統。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其黑暗面，金錢的罪惡、權力的腐化作用對任何種族任何國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難以自動放棄特權，因而任何國家制度的設計中都包括某種揭露、批評和防止腐敗的機制。即使是中國的君主專制政權也還有”言官”、”諫議大夫”、”御史”之類的職位，理論上是負有揭露和針砭時弊的責任的。特別是開國之君總希望從前朝衰敗中吸取經驗教訓，找出一種能防止政權腐化，達到長治久安的機制。但是在專制和集權的制度下，無論當政者主觀上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實際上做不到。輿論真正能起監督作用的關鍵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獨立的言論自由，這種言論自由是公開的，受到憲法保障的，適用于每一個公民，任何人不得壓制。誠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來到這個世界，每一個毛孔中都帶著血污，那么，在言論自由保障下的公眾批判就是其凈化劑。
如果說，權力本身必然帶來腐化的誘惑，那么公開的監督就是其制約。可以說資本主義從誕生起就伴隨著對它的批判而成長。這種批判不一定立場都是”正確”、”進步”的，有時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階級的懷舊情緒(如巴爾扎克的小說)，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現實的，就有積極作用。扎根于自由主義思想的西方知識分子有著深厚的批判現實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定義就和批判精神聯系起來，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為核心的社會良心，對一切有背于這一理想的社會弊病加以撻伐是其天職。這也正是社會的生命力所在。這一傳統當然起源于歐洲。19世紀豐富多彩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家及其傳世之作可以為證。
這一源于歐洲的傳統自19世紀末以來在美國得到充分發揮。誠如美國思想史學家霍夫斯塔德所說，美國公眾每隔一段時候就要掀起全國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沒有不斷的反對、抗議和改良的傳統，以美國所處的時代和位置，其制度就會成為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原始森林，大約不會發展成現在這樣。 遠的不說，整個20世紀這種自我批判從來沒有斷過，可以說，從南北戰爭結束之后，美國文學就不約而同地以批判特權階級為己任。我國讀者熟悉的馬克*吐溫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過當時還沒有形成規模。大約20世紀前半是批判文學的鼎盛時期。
第一次高潮是從世紀初到一戰的”進步主義”運動。這個時期，作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對立面，有社會科學界的新理論、新聞和文學界的暴露文學、小生產者和底層老百姓的呼聲以及政治活動家的政策主張，共同形成了當時”平民運動”和”進步運動”的思想基礎。這些集團的利益和目標很不同，但是殊途同歸，都為社會弱勢集團說話，揭露各種黑暗內幕，都主張政府應該對消除社會的不平等和種種罪惡有所作為。它們匯集成聲勢浩大的輿論浪潮，對當時正在趨于腐化的美國政治起了遏制作用，也為老羅斯福厲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輿論基礎。如果沒有本世紀初的政治凈化斗爭和吏制革新，以后小羅斯福以加強政府干預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實現。因為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權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對政府官員的信任。如果沒有廉潔奉公的大批執法者，改革就會弊病百出，失去群眾的信任，最終以失敗告終。這種悲劇在中外改革歷史上并不鮮見。
整個20世紀，美國社會批判的聲音時有起伏，卻從來沒有被壓制下去過。一個證明是不少批判美國國內外政策的激進言論，就是在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肆虐時期出版的，其中包括號稱”修正學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至少大學校園中自由主義傳統始終未被完全壓下去。
對資本主義制度從根本上產生懷疑而對社會主義國家有所向往的思潮，本世紀內只出現過兩次，時間都很短暫，而且也從未占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機時期，那是工人運動活躍的時期，也是美共成立以來影響最大的時候(1932年美共總書記威廉*福斯特競選總統得十萬另兩千多票，不夠一個選舉人)，許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傾。但是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為羅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開始的大規模清黨和鎮壓而幻滅。
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戰時期，當時美國經濟相對繁榮，福利制度也相當發達，批判的動力更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以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為中心對美國內外政策發動全面批判。其中激進派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發生根本懷疑，這是對”冷戰”的逆反，和對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清算，還有對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的厭倦。同時也受當時世界潮流的影響，特別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爭，和被誤讀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果政府通過兩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過聯邦調查局等對激進組織從內部分化、破壞;更重要的一手是對內加強福利制度、認真采取反種族歧視措施，對外撤出越南，開始改變對華政策。此后，許多批判健將逐步匯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們大多數人還保持左派自由主義的觀點，繼續為社會平等呼吁，不過不那么激進;少數人幻滅后走向另一極端，匯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或稱”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進入中上層社會，處于邊緣地位，也許有人有受排擠感，但是也并非走投無路。
社會主義思潮—-不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在美國始終沒有像在歐洲那樣成氣候。在所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中，美國是唯一國會中沒有類似社會民主黨性質的政黨代表的國家。其原因除了歐美學者如桑巴特、特納、丹尼爾*貝爾等已經提出的之外，筆者提出了”時間差”和”反面榜樣”的補充解釋：
“時間差”是指美國的發展后于歐洲，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潮是在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到矛盾已經難以忍受時出現的，很快為工人階級所接受。此時美國還有很大緩和的余地。到本世紀初，美國矛盾尖銳化時，各種政府的和慈善團體的改良措施已相繼出臺，雖不能根本解決，卻足以緩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國的權勢集團，包括政府和企業主，對于防止社會主義思潮在美國的興起確實做了自覺的努力。他們不能像專制制度那樣通過壓制言論、剝奪人民抗議的權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緊改良措施，以消解社會主義者所宣傳的革命存在的理由。這是包括政府和民間在內的權勢集團積極改良的動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說美國的資產階級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為十分”狡猾”)。
“反面榜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蘇聯在大部分時間內起了反面榜樣的作用。社會主義理論比之于任何改良主義對廣大勞動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價值在于其徹底性，不言而喻，在這個社會中，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人民應該享有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的蘇聯確實在全世界，包括美國的工人和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中產生過這樣的吸引力，從而使資產階級懷有恐懼心理，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來。蘇聯革命初期物質上的極端困苦并沒有影響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執政以后接踵而來的種種清洗和鎮壓不斷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幻滅，而且使各國忠于蘇聯的共產黨人經常處于尷尬境地，在本國人民中孤立。結果，本來對美國社會極為不滿的人鑒于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二害相權取其輕，只能與改良的資本主義妥協。
到90年代初，由于中國的天安 門事件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歷史終結”論應運而生，認為一勞永逸地確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會有挑戰。但是過了幾年，世界的發展似乎并不完全如他們所想象，再回顧美國國內，盡管作為國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種社會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紀初進步主義運動所批判的種種城市罪惡有增無減，科技高度發達對人類是禍是福引起根本懷疑……，于是批判之風又起。在學術界，承六、七十年代歐洲思潮之余沫，興起了對所謂”后現代主義”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 這實際是美國思想界的常規，每隔一段時期就對本身進行一次審視，也是對前一段過于自信的逆反。這種思潮也反映了對后工業化社會和整個科學發展的迷茫和懷疑，與60年代有相似之處。但不論是國際和國內形勢，還是其本身的表現和影響都與本世紀前幾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語。當前的”左派”思潮始終局限于學院內，在學術界也處于邊緣，一則是語言晦澀，很難有廣泛的讀者，二則是只”解構”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設性的主張，也不準備有所行動。但是這種非主流的、批判的聲音存在，總有其合理性，并且是社會活力的表現。
另外一種批判來自權勢集團內部，表現了一種憂心。例如50年代蘇聯衛星上天之后的”導彈距離”說，引發了權勢集團內部對美國教育的尖銳批評，導致教育改革;80年代對日本經濟強勢的夸大和”美國衰落論”，導致對美國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深入研究和改造;還有擔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國四分五裂”說(阿瑟*施萊辛格)、”文明沖突論”(亨廷頓)等等，都屬于這一類。每一次總統競選中兩黨以及競選雙方的互相揭短、攻擊，除去涉及個人的之外，多數都是對當前政治和社會弊病的審查，其所指出的問題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銳，不亞于來自基層憤憤不平的群眾的批評。盡管有些問題在野者執政后照樣無能為力，但是這種定期的公開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鐘的作用，并引起全社會的注意。
瑞典著名社會學家古納*米爾達(Gunnar Myrdal)20、30年代訪美，對美國人的公開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這歸之于基督教對罪行的懺悔心理。他寫道： “美國人強烈地、誠心誠意地‘反對罪行’，對自己的罪行也決不稍怠。他審視自己的錯誤，把它記錄在案，然后在屋頂上高聲宣揚，以最嚴厲的詞句批判自己，包括譴責偽善。如果說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國的腐化現象、有組織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話，那不是由于其特別邪惡，而是由于美國人自己愛宣揚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