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是開展肅反運動，對社會進行整治。「波匈事件」后，毛澤東提出整頓黨的作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勞動黨卻有不同的看法，金日成在一次內閣會議說，毛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英明、偉大的，但朝鮮主要是敵我矛盾。副委員長金昌滿也認為，朝鮮不能整風，會出亂子。 與中國開展整風運動同時，1957年5月19日，勞動黨在黨報發表社論，提出在全黨開展肅反運動，徹底揭發反黨宗派份子的罪行，同黨內不健康的因素進行不妥協的斗爭，要求黨政機關把加強革命秩序的斗爭作為日常工作，加強對群眾的馬列主義教育。 實際上肅反斗爭并沒有局限在黨內，5月30日，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做出一項決定，并下發了題為“把對反革命份子的斗爭轉變為一個全黨全民運動”的文件。大規模的“批判會”和“思想檢查”活動開始蔓延到全國，很多人受到審查、批判乃至人身傷害。
當然，金日成最擔心的還是黨內反對派的存在及其影響，所有政治運動真正的關注點也在所謂“宗派份子”身上。在1956年11月19日拜訪蘇聯使館時，南日就向蘇聯大使放出消息說，“不能認為中央八月全會上的反對派已經放下了武器”，比如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別是一些科學工作者和知識份子，經常聚集在他的辦公室。 1957年1月9日，《勞動新聞》發表了科學院通訊院士、勞動黨候補中委李清源的署名文章〈宗派給我國工人運動所造成的毒害〉，不點名地批判了「八月全會」的反對派言論，聲稱他們的活動與外部敵人遙相呼應。 2月14日，金枓奉發表公開講話，指責「八月全會」的宗派份子無視黨的集中領導，承認對他們進行揭露和批判是“完全正確的”。 2月25日，《勞動新聞》發表文章，開始點名批判徐輝“脫離黨的原則的錯誤言行”，稱其目的是“反黨”。 4月9日，金日成則明確地對蘇聯大使說，“我們現在堅持認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時揭露這一反黨集團的行動是正確的”，否則“我們會遇到更復雜的情況”。 伴隨著一系列的鋪墊工作，這一時期朝鮮領導人的講話和報刊發表言論，集中批評了徐輝、尹公欽、李弼奎、崔昌益、樸昌玉等所謂「宗派份子」，并指出一些“追隨分子”至今還留在黨的工作崗位上。這些講話還強調，勞動黨開展的「反宗派斗爭」有助于加強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就在這時，蘇聯發生了一起“反黨集團”事件，為金日成徹底拋棄「九月全會」決議創造了機會。1957年6月下旬，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等黨內保守派發動“宮廷政變”未遂，赫魯曉夫依靠朱可夫的幫助及在中央委員會擁有多數支持者的有力地位化解危機，躲過了這一劫。 金日成同毛澤東一樣對赫魯曉夫的勝利表示祝賀和支持，顯然，這一事件進一步加強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也為金重新開始嚴厲并公開制裁反對派份子提供了“榜樣”和理由——既然老大哥都可以把一些“老近衛軍”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那么勞動黨「八月全會」的做法還有什么錯誤？7月4日，勞動黨中央即召開常委會，表示完全支持蘇共中央關于反黨集團的決議，并決定將該決議下發到基層黨組織。值得注意的是，憂心忡忡的赫魯曉夫派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去中國，爭取毛澤東表態支持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決議，并取得滿意結果是在7月5日。這就意味著，在表態支持蘇聯的問題上，金日成領先了毛澤東一步。
與《人民日報》及其他各國共產黨的報紙一樣，1957年7月5日，《勞動新聞》報道了蘇共中央召開全會的消息，并刊登了《真理報》7月4日發表的關于馬林科夫「反黨集團」的決議。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以往朝鮮新聞總是試圖隱瞞或淡化兄弟國家、兄弟黨之間及其內部的沖突，而這一次，朝鮮報刊一反常態地對蘇聯“反黨集團事件”進行了詳細報導，不僅刊登了各國共產黨表示支持蘇共中央決議的消息，還把蘇聯「反黨集團事件」與勞動黨批判宗派主義的斗爭聯系起來。
為了全面開展「反宗派斗爭」，勞動黨再一次試探蘇聯的態度。7月5日，南日對蘇聯大使說，勞動黨內部的“反黨小集團”在「八月全會」被揭露后，“并沒有停止活動”，他們在黨內“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南日還把蘇聯黨內的「六月事件」與勞動黨的「八月事件」相提并論，試圖為已經受到莫斯科批評的整肅行為開脫。蘇聯大使對此提出異議，并向莫斯科報告說，關于所謂的派別活動，南日并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而朝鮮內務省的蘇聯顧問提供的消息證實，儘管進行了“偵察跟蹤”，卻沒有發現“宗派集團的頭目”搞派別活動的具體事實。 不過，由于在「反黨集團事件」中得到勞動黨的支持，莫斯科對金日成的批評已非常微弱。于是，勞動黨內新的「反宗派斗爭」以此為契機開始了。
1957年8月6日的《勞動新聞》發表社論，自「九月全會」以來第一次公開把崔昌益、尹公欽、徐輝、李弼奎、樸昌玉稱為“反黨宗派份子”，說他們在1956年「八月全會」被揭露后，表面上服從中央，背后卻進行暗害活動。還說，新的事實證明，中央「八月全會」的決議是完全正確的。社論號召全黨應繼續在黨員和勞動人民中揭發反黨宗派份子的罪行，為徹底肅清他們的余毒而奮斗。當天的報紙上還發表了長篇文章，報導金日成大學三個月來在中央指導下開展揭發批判反黨宗派份子斗爭的情況。斗爭的成果就是揪出了以“徐輝的走卒”、“思想上的叛徒”、金日成大學黨委員長洪洛雄（逃亡中國后改名洪光）為首的一批宗派份子，受到清洗的包括很多學者和教員，以及一百多名研究生和本科生。 9月初，茍延殘喘的崔昌益和樸昌玉終于被送進了監獄。 10月17至19日，勞動黨中央全會做出兩項決議：批判以前建設相金承化為首的保守份子和反黨份子；開除與崔昌益、樸昌玉勾結進行反黨活動的前駐蘇大使李相朝的黨籍。 「八月事件」發生一年后，歷史又回到了起點。
然而，金日成的做法最終還是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認。1957年10月22日，《真理報》全文刊載了金日成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我們黨粉碎了企圖從外部和內部瓦解黨的隊伍的敵對份子之破壞活動”，“克服了與黨的正確路線背道而馳的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勞動黨“在同企圖破壞黨的團結的宗派主義份子的不可調和的斗爭中”得到了加強。 除此之外，金心里當然明白，以中國共產黨目前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的地位和影響，以及中朝之間的歷史淵源，他要想徹底肅清反對派，鞏固其在朝鮮黨內的統治，還應該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至少要與中國保持正常的黨際關系。其實，金并非有意得罪毛，更不愿與中國走到決裂的地步，他只是希望對朝鮮的事務能夠自己做主，使朝鮮黨和國家擺脫中國的直接控制和影響。所以，勞動黨在利用「波匈事件」重啟對宗派主義斗爭的同時，小心翼翼地處理與中國的關系，不斷向北京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對蘇聯第二次出兵布達佩斯表示支持的同時，朝鮮也對中共做出了友好姿態。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后，金日成向蘇聯表示，“這篇文章具有重大的切合實際的政治意義”，決定在朝鮮報紙上全文轉載，并發行小冊子。1957年新年伊始，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別給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政委及全體官兵寫信和打電報，祝賀新年，并饋贈大批禮物。 儘管對簽訂1957年中國援助朝鮮物資議定書和中朝兩國貿易協定的結果并不滿意，1月19日，《勞動新聞》還是報導了中國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朝鮮的情況和金日成接見代表團的消息，之後又發表文章盛讚“朝中兩國友好及經濟合作的發展”，還刊登了《人民日報》關于加強中朝經濟合作的文章。 2月3日，《勞動新聞》以“朝中人民的兄弟般情誼”為題，宣傳了1956年中國人民志愿軍對朝鮮人民提供的“巨大援助”，以及朝鮮人民對志愿軍部隊的幫助。2月4日又報導了中國駐朝部隊紀念朝鮮人民軍創建九周年的活動。 2月5日，在開城分別舉行了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墓碑的揭幕式，崔庸健在志愿軍烈士墓碑揭幕式發表演講，贊揚中朝兩軍和兩國人民之間鮮血凝成的友誼。接連幾日，《勞動新聞》報導了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部舉辦中朝兩國青年友好晚會的情況、志愿軍醫療隊積極為當地朝鮮人民服務的事跡，以及志愿軍文工團為軍事停戰委員會朝鮮人民軍代表團演出的情況，還宣傳了志愿軍官兵廣泛開展“中朝友好月”活動。 所有這些，無非是希望向北京傳遞一種信息——朝鮮有意緩解雙邊關系的緊張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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