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選舉民主體制穩固的工業化國家，大規模制度變革歷來是困難的。民主體制在這些國家通常帶有保守性格，更有助于維持現狀。對比而言，近代以來日本的兩次制度變革，一次明治維新，一次戰后民主化改造，都是由強力自上而下推動。在這種非議會民主的環境下，反對聲音很容易忽略，或者干脆被鎮壓。而在今天，阻撓變革的都是合法的反對派，除了妥協和討價還價，沒有更好的手段可以推進改革。

改革需要耗費一兩代人的時間也就不足為奇了。盤點日本1990年代以來的政治變遷，大致可作結論：改革仍在路上，首相及其內閣府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大大強化，但也未能完全從官僚手中接管政治領導權，新的權力格局是一個三足鼎立之勢，政治家成為與執政黨和官僚競爭決策權的第三個系統。

當代日本這一官僚主導的、政治家孱弱的格局，和韋伯在19世紀末德意志帝國所觀察到的政治狀況有類似之處，都有其深刻的國內和國際根源。可以說，日本獨特的權力結構問題不只是個單純的比較政治學問題，它同樣是個實際的國際政治問題。

戰后日本發展的外部大環境是，日本在冷戰對抗中被迫加入西方陣營，接受美國的戰略和外交屏障，集中精力于不受限制的工業擴展。為交換美國的軍事保護，日本成為其遠東戰略的前線國家，或者說代理人國家。當然，保守派也得以有效地將社會主義者排除在政府之外。考察55年體制以及隨后的經濟增長不能離開這一大背景。或許可以說，日本人在運用一套獨特的東方智慧應付和化解美國壓力。通過這一微妙的制度安排，實際統治的責任被轉嫁給無政治性格的官僚，得到主權者合法授權的統治者的實際權力，只限于協調技術官僚和利益平衡。荷蘭學者沃爾夫廉稱之為“無核心的權力結構”。 嚴格講，日本的政府機構只是官僚，并不是實際意義上的政府，因為它并不判斷何為國家利益并據此行事，而日本國民也不能對其加以控制并以此作為遂行其意志的機關。西方人完全不能理解這樣一個缺乏政治責任主體的體系何以能夠運轉。面對這樣一個無物之陣，美國霸權也就失去了有效的制度管道去和日本討論任何需要它展開行動的緊要問題。

丘吉爾曾經說，俄羅斯是謎中之謎。這句話似也可以拿來描述日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日本的國內保護主義秩序失去容忍的美國人展開密集的經濟外交，但困惑其談判代表的經常是需要查明“到底是誰在統治日本”。在中日關系已成為嚴重挑戰時，我們也需要理解并高度關注日本的權力結構及其政治動向。殷鑒不遠，日本的國內政治發展牽動著東亞和平，正在逐步確立決策主導權的日本政治家能否為自己的國家指示一個正確的方向，仍在未知之數。

文/ 程東金 來源：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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