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財政經濟

1. 敘言：五十年來日本政府財政的膨脹與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歷史上所少有的，許多專家已有詳細的數字說明。本章因此只從日本全國做一整個透視，僅舉出兩項來說：

2. 第一、是與軍人的關系：原來日本武士有輕視商人的習慣，所謂町人，就有幾分重利忘義的氣味。自從福澤在明治初年，以英國紳士為模范，提倡了“獨立自尊”主義，創設了慶應大學，才給予日本財富以人才的基礎。五大財閥的事業家都是直接受了福澤的精神教育，而以議會政治，為其理想。自從日本第一財閥三井聯絡松方，三菱聯絡大隈；政府以發展國民經濟為名，使財閥與政治家發生密切的聯絡。到大正時代財閥對軍人居然取得對立的地位。但因為議會莫大的選舉費，都是靠財閥在后臺幫忙，這中間就發生許多疑獄事件，兩黨彼此摘發，而國民對于政黨發生不信任態度。最近政黨競爭選舉，除此社會黨以外“政友會”“民政”黨員都不敢公開的標舉黨籍。財閥看黨員無力，就轉而利用重工業這個工具，與軍人接近。因為急于制造武器，勢不能不特別發展重工業，而青年軍人所提倡的皇家社會主義，因乃不得不暫停頓。

3. 第二、是與農民的關系：一個大阪造絲商人，曾經夸耀地說“只有我們的工業是由人民的心血一點一滴造成的”。換句話說，日本各種經濟的發展，都是靠政府幫忙，提倡而成的。試問這政府津貼各事業的錢，是從何處來的。再看“日本租稅之來源地方與中央合計課于消費者的百分之四十，課于所得者約百分之二十一。課于財產者百分之二十。其它雜稅約百分之十九，多數含有消費性質。在日本國民被課之消費稅約占全數之半。”（見矢野著《日本國勢》）試問這巨大的消費稅，是從誰征收來的？日本農民約占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這些農民大多數天天在困苦之中，農村負債已達不能償還之巨額。許多日本人歸怨于他國土渺小，人口繁殖，其實真正要解決日本的農村問題，若就對外發展來想，只有到美國去是種種方面都適合的。此外的發展，如滿洲等地因為生活程度日本人不能與中國人競爭。徒替大資本家發財，于大多數國民不僅無利，反而增加無數的負擔，如今單舉一個例子來指出他對外對內的矛盾。日本向來常感產米不足，認為重大問題。于是大正十四年竭力開發朝鮮，使產米增加，近幾年來乃感供過于求，而政府不得不施行統制政策以防米價之過賤。但農家因收獲后凾需現金，不得不將自己食用的米一并售出，將來仍需購回。這一進出間，農民又實受一重損失。艷稱日本發展者每舉其船舶的噸數，貿易的數字，以表現其經濟力之強。其實國民財富集中在工商界，大多數的農民終歲勞作而尚無適當的生存。這不是歐美無產階級所能想象得到的。

9 外交

1. 二重外交之由來：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既無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數是貴族的游戲品。但當時陸海各派各地留學生，倒能通達語言，深入各國社會。所以參謀本部的外國情報，比了外交部常來得早。自經兩次戰役，參謀本部的地位自然加增。故遇到重要事件發生，軍人對外交常有容喙之權。特別在中國，有許多浪人做偵探，都是由參謀本部接濟的。外交官人數有限，自然不及參謀本部情報網的細密（現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創辦時是第一任參謀總長川上把自己房子賣了做基金的）。最近軍人勢力增長，外交官只能仰軍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退出國際聯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贊成，而是現在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一手造成的。

2. 外交系之成立：自從明治二十六年陸奧擔任外交部長以后，日本外交界始有人才。后來許多著名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但日本國民對于他的外交官太對不起了。中日戰役時代的陸奧，日俄戰爭時代的小村。他們用的心血，遭的困難，比了參謀總長大得多，至少也是相等。但日本國民一律歸功軍人而指兩度外交為失敗，所以兩位外交大臣在戰后都郁郁不得志而死。在樸資茅斯和約簽字以來，小村發了四十度的高熱還去見羅斯福，實與軍人決死相等，但回來時人家用黑旗歡迎他。所以日本的外交將來終究要失敗。

3. 兩條路線：從英日同盟日俄戰爭到倫敦海軍條約為止，日本外交方針是與英美接近的。這一派人物日本稱為英美隨從派。以加藤與幣原為主體。但這后面有一條暗流，便是親俄。但每次都遇到了意外的失敗。上文說過伊藤是主張與蘇俄妥協的，同時還有一位后藤男爵，他第一次聳動伊藤在日俄戰役中與俄國要員在西比利亞相會。但到了哈爾濱伊藤被刺，第二次他又聳動桂太郎到俄國旅行，半途即遇明治天皇崩御。第三次在歐戰期中一九一五年日本親皇訪問俄國，后來即遇俄國革命。一九二一年這位后藤男爵又請了越飛來日本游歷。這是共產黨外交官第一到東方，不久就是日俄復交而后藤卻又死了。倫敦會議以后，幣原外交政策大受攻擊，中間經過幾次轉折而到廣田及親俄系暗流又得勢的證據。廣田第一步的成功，即購買中東鐵路，那時他最得意，所以大膽聲明“廣田在位不會有戰爭”。而在日德防共協議的時節，還在東京與俄大使發生一度“破例外交”的近衛，就是告訴俄國說“防共是對英而非對俄”。

4. 宣傳者自己中毒：日本的外交宣傳特別巧妙，但其間有兩種流弊，一是對外失信任，自從滿洲事變以后，外交界的聲明與軍隊的行動。卻成了恰相反對，這種例我不必枚舉，我們不敢說外交人員撒謊，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釋它。第二是對內失調節。比較缺少自省能力的日本國民經“勝仗”“發展”“大陸政策”盡量的鼓舞人民的氣勢，結果自己收縮不下來，例如日俄戰后的東京燒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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