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政策戰略的得與失
圍繞海南島作戰問題，前文對日本海軍在1936年至1939年之間的政策演變和戰略選擇進行了一定的考察。在此過程之中，日本的南進問題、對英關系問題、中日戰爭問題、海南島問題等因素以極為復雜的方式相互纏繞。我們可以看到如此一種歷史場景。在1936年“后海軍假日時代”即將開始的國際背景下，日本海軍出于強烈的危機感和擴張海軍軍備的需要，提出南方海洋才是國家的正確發展方向，并成功將經濟式南進演變為國家政策。圍繞南進問題，海軍從自身兵種的戰略考量出發，認為與遠東的英國勢力發生沖突將不可避免，因此開始謀劃對英備戰，并逐步將之深化。為搶占先機創造對英有利戰略態勢，海軍意識到海南島是有效的前進據點。然而，國際社會的壓力以及外務省、陸軍的不同意見迫使海軍有所妥協，其中北海事件即為一例。隨著中日戰爭的展開，外務省認為通過會談拉攏英國有利于早期解決中日戰爭，因此不希望奪取海南島而刺激英國。陸軍方面堅持北方之蘇聯才是最大威脅，也不希望海南島成為海軍獨占的勢力地盤，因此傾向對英綏靖。并且，外務省、陸軍都認為占領海南島會加大解決中日戰爭的難度。但是，海軍借用中日戰爭之下英日兩國在華利益摩擦的事實，與日本社會、政府中延續于1920年代的反英情緒進行合流，排除了外務省、陸軍的意見，在輿論上占據道德制高點。并且，隨著戰線擴大至華南沿海，援華物資通道轉移至緬甸、越南方面，海軍方面獲得了以解決中日戰爭之名，實行南進之實的良機，并通過欺騙式承諾獲得了陸軍的同意。最終，海南島作戰得以實施，日本海軍獲得了通往南洋的戰略據點。
在此歷史進程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日本海軍因為政策與戰略上的缺失帶來的三方面影響。第一，以統帥權獨立作為背景的海軍軍令系統——軍令部在戰略選擇上缺乏柔軟性，并且將海軍系統的戰略獨立于國家全局政略之外。1936年，“后海軍假日時代”到來之際，海軍內部彌漫著對海軍建設的危機感和增強軍備的緊迫感。這種認識之下南進成為了海軍發展的旗幟，英國威脅論也隨之占據主流，海南島問題亦由此衍生。圍繞英國威脅論衍生出來的海南島問題，日本海軍的判斷并不是緩和地排除矛盾，而是在堅信英日矛盾不可能回避的基礎上，逐年強化對英作戰的準備。這意味著，從1936年開始，在日本海軍的戰略選項中，只存在與英國訴諸軍事對抗和正面敵對這種排他性的選擇，并且這種認識沒有隨著日本內外局勢的演變然而改變方向，而是借用時局變化推進既定戰略方針。不僅是外務省、陸軍表示不同看法，甚至海軍內部也曾出現過反對海南島作戰的聲音。例如，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海軍次長山本五十六都出于日本可能將陷入更深的國際孤立這種考慮而不贊同進攻海南島[129]（隨著中日戰爭在華南沿海展開所帶來的作戰借口使得米內、山本不再公開反對[130]）。可是，無論是外務省，還是陸軍方面，或是海軍內部的反對派，都沒有在事實上改變日本海軍整體訴諸軍事對抗和正面敵對的趨勢。不僅如此，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擴大，日本軍力深陷中國戰場無法自拔的情況下，海軍反而在深化與英國對抗的戰略。并且，在英日外交會談的同時，與日本社會、政府中存在的反英情緒進行合流，大肆鼓吹海南島作戰，這實際上給實行國家全局性政略的外交工作構成了極大阻礙。堅持海軍系統內部既定方針的軍令部還通過使用以退為進的欺騙性手段，向陸軍承諾不在海南建立海軍的勢力地盤，從而決定性地推動了海南島作戰走向實施。海軍的戰略判斷從事實上成為了制造矛盾的原因，這背離了1936年確定南洋作為國家發展方向的政府文件《國策之基準》中強調的經濟手段，避免國際摩擦的政策。并且，《國策之基準》中明確規定，“為了使外交機關的行動圓滿而有利的實施，軍部應該努力在背后進行援助，而避免在臺面上工作”[131]。而海軍強硬地堅持自身判斷而進行的種種策動，顯然違背了《國策之基準》的要求。日本海軍出于堅信對英沖突不可避免的基礎上而采取攻勢，執意將海軍的軍事觀點與利益強加于國家意志，這不僅將造成了國家內政的混亂和對外政策的迷失，還使對英強硬成為日本內部政治氣氛的主流，極大地壓縮了之后關于南進問題國家決策的選擇與討論空間，可以說自日本海軍占領海南島開始，進一步向東南亞地區進軍的態勢已經形成。因此，也可以說海南島作戰實為日本南進的重要一步。
第二，為獲取南方海上據點而執意推行海南島作戰的日本海軍在對中國認識的問題上也存在嚴重缺陷。歷來日本海軍的指揮官們的目光只專注于歐美先進國家，對復雜的亞洲大陸，特別是對中國的內情缺乏認識，幾乎完全依靠陸軍方面的情報[132]。海軍的海軍兵學校和海軍大學均沒有設置專門的中文課程，海軍內部的中國專家也人數稀少，被主流的歐美派輕視，幾乎沒有升職空間[133]。這使得日本海軍無法正確地評估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中國的實際抗戰能力。
關于中國問題，海南島作戰時的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曾經在1933年7月24日的筆記寫道，“征服中國全境逼迫其簽下城下之盟恐怕是不可能的”，“中國海軍當然是敬畏日本海軍的，不僅是在軍事上，恐怕在所有領域日本都占據了優勢”，“擁有如此實力的日本，為什么對中國不能抱有寬大之心和大國胸懷呢”，“日本應該努力以大國胸懷積極地領導中國” [134]。可是，在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前夕，當米內得知中國空軍重創日本海軍在中國的象征性旗艦“出云號”（也是米內任第3艦隊司令時的旗艦）之后，米內的對中態度隨之一轉，暴怒之下開始極力支持全面擴大對華戰爭[135]。通過米內的筆記，我們看到米內的對中認識是建立在日本優越——中國羸弱的邏輯之上，這是強者傲視弱者的憐憫姿態，當作為弱者的中國表現不屈服于強者日本的態度時，特別正面挑戰日本海軍的權益時，米內即刻成為了對華戰爭擴大派。另外，參加海南島作戰的“赤城號”航母艦長寺岡謹平的認識也傾向于輕視中國的能力。寺岡認為，“任誰都可以想象，對于忠勇的日本軍隊來說海南島作戰是極其容易” [136]。寺岡的看法忽視了中國長期抗戰的政治動員能力，僅看海南島的情況，抗日武裝力量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堅持抗戰，特別是共產黨的部隊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逐漸將根據地發展壯大，而日本海軍的陸戰隊對此幾乎束手無策[137]。最后，海南島作戰的主要策動人草鹿龍之介又是如何認識中國問題的呢？草鹿于1938年3月閱讀成吉思汗傳記后認為，日本可以借鑒成吉思汗拿下北京的方法[138]。1938年4月，川島浪速向草鹿推薦《大清會典》。草鹿在讀后感中寫道，“不管經過怎樣的抵抗，漢民族終究被同化了。有趣的是，清末能稱為忠臣的人當中，漢族占據了相當的部分”[139]。可見，草鹿是以王朝更替的認識看待已經進行民族國家轉型的中國，這忽視了國共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具有的政治意義，低估了中國的抗戰決心與政治動員能力。
從以上三名具有代表性的海軍將領的認識來看，海軍的中國觀顯得輕率和淺薄。海南島軍事上的薄弱或是中國軍事上的薄弱對日本海軍形成了一種巨大的誘惑，日本海軍認為戰略需要時，在合適的時機下可以無需代價地將海南島收入囊中，成為其向南洋前進的據點。然而，前進的據點實際上也是對英作戰或南洋作戰的后方基地。日本海軍輕視中日戰爭的難度和復雜性，意味著對英作戰或南洋作戰的后方基地——中國戰場成為了日本海軍的戰略盲區，這將導致日本國力投入方向走向中國、南洋兩種分叉。也就是，在原有的大陸方面蘇日矛盾、中日矛盾的基礎上，又可能增加南洋方面的英日矛盾。一旦南洋的戰爭爆發在中日戰爭膠著之際，正如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及川古志郎所懷疑的那樣——“如果陸海軍的軍備同時發展，日本的國力可以支撐到何時”[140]，國力不足的問題將會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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