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個概念框架幫助我既作為一個對沖基金經理去掙錢，也作為一個政策導向的慈善家去花錢。但是，框架本身是無關乎錢財的，它是關于思想和現實之間的關系，而這個問題從很早開始，就已經被哲學家們廣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還是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個學生時，就開始發展我的哲學。由于我提前一年參加了最后的考試，在我得到學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時間去打發，可以選擇導師對我進行指導，我選擇了卡爾波普爾，一位維也納出生的哲學家，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已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書中，波普爾認為，經驗真理不能被絕對地肯定。即便科學規律也不可能擺脫疑云：他們可以被實驗所證偽。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實驗數據證明這個理論是錯的，就足以證明整個理論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數據支持該理論，也無法完全肯定該理論是對的。科學規律實際上是假設性質的，而真相永遠有待檢驗。意識形態聲稱掌握著絕對真理是胡說八道，因此，他們只能由武力去推行。這適用于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等。所有這些思想最終都導致鎮壓。波普爾提出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社會組織形式：開放社會，一個人們自由持有不同意見的開放社會，法律規則允許不同意見和利益的人和平相處。在這里，經歷過納粹和共產主義占領的匈牙利，我發現開放社會的理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當我閱讀波普爾時，我也在學習經濟理論，我發現在波普爾強調知識永遠是不完備的同時，經濟學理論卻有完全競爭理論，并假設知識是完備的，我被兩者的矛盾難住了。這使我開始懷疑經濟理論的假設。這是我哲學上的兩大理論啟示。當然，我的哲學也深深地植根于我個人的歷史。

我一生中的經驗成型于1944年德國對匈牙利的占領。那時我還不到14歲，擁有不錯的富裕中產階級背景，但突然之間，就因為我是猶太人，就面臨著被驅逐和殺害的前景。

幸運的是我的父親對這種非常態的事情是有充分準備的。他經歷過俄國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寶貴經驗。在那之前，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戰爆發后，他自愿參加了奧匈軍隊。他被俄國人俘虜，送到西伯利亞去成了戰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們自制報紙的編輯。這份報紙是手工寫在一個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歡迎，他被選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離了鄰近的集中營，該營的囚犯代表被報復性槍殺。我父親不想坐以待斃等待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他所在的集中營里，就組織了個小組領導了一次越獄。他的計劃是造一個木筏航行進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識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亞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們漂流了幾個星期才意識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幾個月穿過重重的針葉林，尋找道路回到文明。與此同時，俄國革命爆發，他們又卷入其中。經過了一系列的冒險之后，我的父親才終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當時留在集中營不逃走，應該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親回到家已經變了一個人。俄國革命期間的經歷深深影響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傳授給他孩子的價值觀和我們生活的環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斂財，也不想成為社會支柱，只想干活掙錢恰好能過日子就行。我記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個主要客戶借錢，之后我父親不高興了好幾個星期，因為他不得不加緊干活還錢。雖然我們日子過得還算寬松，但我們不屬于那種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我們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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