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學校后，季立安向哈佛大學也發出了合作邀請，希望獲得后者在人員上的支持，哈佛大學教務長保羅·巴克（Paul H. Buck）很快回信表示，哈佛愿傾盡全力保障人員輸送。兩人在通信中還討論了適合參與計劃的人員名單，其中哈佛一方包括了物理學家愛德華·珀西爾（Edward M. Purcell）、心理學家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S. Bruner）和擔任剛剛成立不久的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主任的人類學家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 M. Kluckhohn），麻省理工學院一方則包括了歷史學家艾爾丁·莫里森（Elting Morison）、法學家伯恩漢姆·科里（Burnham Kelly）和經濟學家麥克斯·米立肯（Max Millikan）。兩人后來還邀請了其他大學、研究機構的人員加入，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和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也在受邀名單之內，不過由于事務繁忙均未能參加。
到1950年10月，”特洛伊計劃“的人員和資金都已就緒，隨即從11月初起開始進行正式的小組討論會議，地點設在波士頓之外麻省理工學院附屬的萊克星頓野外試驗站內。整個團隊的人員分成了幾個跨學科的小組，由每個小組負責數個具體的問題并撰寫提綱，之后由整個團隊對各組的提綱展開討論和批評，并由幾個主要由問題相關領域專家所組成的工作組再次對討論成果加以審議，并生成報告初稿，然后由整個團隊對報告初稿再展開一輪評議，最后由文字編輯委員會寫作定稿。整個工作前后一共進行了三個月之久，最終遞交國務院的正式報告全文長達81頁，密級為最高機密（top secret）。
報告由伯查德執筆前言。在前言中，伯查德寫道：“團隊成員一致認為，這項計劃已經超越了克服蘇聯干擾美國之音廣播的目標”，而是進一步“探索了能夠穿過鐵幕的其他方法”。報告第一部分列舉并討論了進行有效心理戰的幾種方式：首先是無線電廣播，對此報告提出了兩點建議，一是提升技術能力使得“美國之音”能夠避免蘇聯的干擾，專家們討論認為，即使蘇聯還是能夠做出應對措施，但美國的回應能夠迫使蘇聯在這方面不斷耗費更多的財力和技術資源；二是發展小型、廉價、可持續且可以散布到全世界各地區的信號接收器。其次是氣球，報告指出“氣球是一種廉價、值得耗費資金的設備，它能夠將宣傳材料運載到難以到達的地區”，“只需花費幾百萬美元就能夠用一個氣球把十億份宣傳單投放到一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除此之外，報告還認為，知識分子的海外訪問旅行、圖書電影和學生交流計劃等等也都是有效的滲透手段。報告的第二部分討論了美國海外心理宣傳的幾個主要目標區域，包括蘇聯、歐洲、中國。除了歐洲之外，對于其他幾個區域，報告的建議都頗為有趣。對于蘇聯，報告認為，美國不應該過度抨擊蘇聯的思想根基，而更應該強調斯大林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同時美國還應避免直言西方的物質成就，因為這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對于中國和東南亞，報告認為由于這些地區過于落后，因此傳統的宣傳方式難以發揮作用，只剩下了“廣泛的面對面交流”的方式，報告建議可以通過招募美國的年輕人，將他們派往這些國家的農村地區，在那里居住兩三年時間和當地人進行親密的私人交流，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展現西方的公共衛生和農業技術，從而自然而然地將美國人的個人自由、合作等理念帶給當地人。報告還認為，整個亞洲地區太過復雜，有待于更進一步的研究，并呼吁在大學中建立相應的專門機構和項目。盡管有一些國務院官員對于報告的蘇聯部分表示不滿，認為針對蘇聯這些建議太過保守，缺乏進攻性，但包括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司長保羅·尼采在內的多數人還是對特洛伊計劃報告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杜魯門總統也受報告的建議，最終決定成立“心理戰略委員會”專門負責公開和隱蔽的心理戰行動。
美國經濟學家、經典現代化理論的代表人物沃爾特·羅斯托（攝于1968年）
除了撰寫報告之外，特洛伊計劃還有第二階段的工作。這一后續部分主要牽涉的是四個非技術性的研究項目：第一個是關于“蘇聯社會動力”的學術研究，這一任務落在了后來擔任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身上，他于1952年8月完成了該研究項目；第二個是針對蘇聯和東方陣營叛逃者群體的訪談與研究項目，主要目的是盡可能多地收集獲取鐵幕另一邊的第一手情報，由哈佛大學俄國研究中心的克萊德·克拉克洪負責；第三個是有關“過載和延遲”（overload and delay）的研究項目，由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家阿列克斯·巴弗拉斯（Alex Bavelas）負責；最后一個項目是在麻省理工學院內設立一個模范性質的政策研究機構，這直接誕生了今天看到的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CENIS），該中心由麥克斯·米立肯擔任首任主任，直接接受福特基金會和中央情報局的資助與支持，這一機構成為了此后大批同類機構的模板，可以說直接為戰后美國地區研究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
“特洛伊計劃”代表了冷戰初期，在“國家安全”意識形態之下，政府、大學、基金會、軍方之間結成的復雜的交流溝通和共同利益關系。通過對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知識與學術的廣泛動員，美國得以實現其冷戰的總體戰略目標，而戰后美國的社會科學也在這一互動過程中被深刻地塑造。這種政學復合體關系在冷戰高潮期社會存在廣泛抗擊共產主義共識的環境下并沒有受到太多質疑，但是從1960年代起，尤其是當美國陷入了越南戰爭泥潭后，對于這種關系的反思和批判聲音越來越多。不少當年親自參與了“特洛伊計劃”的人懷抱著擔憂提出質疑：在當下這個控制日益增強的社會，美國還能否延續過去相對自由的社會環境下所創造出的價值理念？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更是形象地提出：“我們能夠在一座堡壘中維持民主嗎？”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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