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習近平多次提及孔子。他先是打破常規，出席孔子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并發表講話，又在全球孔子學院建立十周年之際向師生致信。10月14日，習近平在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又再次強調中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的重要意義。

儒家文化對國家治理究竟有何影響？香港科技大學的龔啟圣教授和山東大學的馬馳騁博士最近發表的文章，對儒家文化和社會穩定性間的關系做了計量分析。他們的研究從新的角度為“儒家文化能促進社會穩定”的觀點提供了支持。

生存先于道德

穩定并非社會的自然屬性。對曾經以農村為主的中國社會，美國學者斯科特（James Scott）在1970年代曾提出“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理論。他認為，生存是農民生活的首要目的，嚴酷的自然與社會環境總是將農民家庭的生活壓迫到生存線邊緣掙扎的境地。斯科特用“水深齊頸”這一形象的說法對這一狀態進行描繪。在如此嚴苛的環境里，小農家庭對風險的抵抗力很弱，只要一有天災人禍即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生存優先于道德的觀念下，農民會為了維生嘗試使用包括掠奪他人乃至“揭竿而起”的各種手段，甚至是“農忙時種地，農閑時打劫”的“半農半匪”。

另一方面，帝王們為了維持王朝的穩定與安寧，幾千年來不斷致力于通過設立孔廟和學校，表彰烈婦義女等方式傳播和強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儒家價值觀，在人們心中樹立穩定的秩序至高無上的觀念；與此同時，又以科舉考試向底層人民提供上升通道，增加社會階層的流動性。這兩種手段的目的，都是試圖削弱“生存倫理”的影響。

在以上理論的指引下，兩位研究者考察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農業社會最典型的收入沖擊事件——自然災害面前，儒家價值觀是否會對減緩農民的地方動亂產生影響？他們使用了基于《清實錄》和地方志整理的山東107縣在清朝267年間（1644-1911）的面板數據。選擇山東作為研究區域，是因為作為孔子故鄉的山東有著深厚的儒家傳統，同時黃河和其他地理氣候特征使得山東的水旱災相對頻繁。

數據分析結果發現：儒家文化確實對減少社會動亂起到了作用。

數據分析過程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者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對“儒家文化強度”這一概念進行度量。為了便于分析，選擇的變量應該具備兩個特點：1、和“儒家文化強度”顯著正向相關。2、在幾百年中相關性相對穩定。經過對文獻的梳理和分析，研究者們用某縣某年的孔廟數量和烈女數量作為該縣儒家文化強度的代理變量，用該縣當年是否歉收作為主要控制變量。在控制了環境變量后，對該縣該年度的農民叛亂次數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孔廟數/烈女數與收成的交叉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意味著儒家文化確實對減少社會動亂起到了作用。

不過，單純的回歸方程分析并不能具備足夠的說服力。給出了這個基本結論后，作者們又進行了大量的穩健性分析，主要包括兩類：遺漏變量和反向因果。

如果不控制其他因素，前述的分析結果或許是由那些同時影響儒教文化和叛亂、卻沒有被包含進回歸方程的變量導致的。這種情況下，這一估計結果在統計學上將是“有偏的”，不能反映儒教文化和叛亂間的真實關系。作者們提出了三個可能同時影響兩者的因素：經濟水平，教育與社會流動性以及國家控制力。為了排除這三個要素的影響，作者分別選取了1、該縣能種植主要作物的土地面積和城市化率；2、學校和生員數目；3、駐軍數和鄉紳數作為這三個因素的代理變量加入回歸。增加控制了這些變量后，孔廟數/烈女數與收成的交叉項的估計系數依舊顯著為負，說明儒教對叛亂的影響在排除了這些要素后依然成立。

另一種普遍質疑是存在著所謂的“反向因果”或“內生性”，即那些農民叛亂較少的縣或許更容易接受儒家文化，或者叛亂更多的地方的孔廟常常遭到破壞。此外，作為反映該地區幾千年來積累的“儒家文化”的代表變量，使用某縣清代的孔廟數量和烈女數量存在著“測量誤差”，例如不同地區的孔廟的規模就無法在單純的計數中得到反映。由于烈女需要由地方政府提名，烈女數量也依賴于地方政府的隱秘動機。

為了回應這種質疑，研究者們使用工具變量法進行了分析，即尋求那些和儒家文化強度有較大相關性，又很難通過儒家文化強度以外的其他渠道對農民叛亂次數發生影響的變量。為了減少測量誤差的影響，該變量還應該能反映儒家文化在該地區的長時期積累程度。在以上原則的啟發下，作者選取了該縣在清朝以前的名儒人數作為工具變量。工具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估計結果，同樣支持了儒家文化對減少農民叛亂有顯著作用的假說。

本文研究的問題并不算新鮮，儒家文化對社會穩定的推動作用幾千年來一直為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們所認可。作者們的首要貢獻在于通過梳理文獻，選取有說服力的變量構建了面板數據庫，使用包括代理變量和工具變量在內的多種模型對這個問題進行計量分析。

另一方面，近年來，文化對社會經濟的長期影響力成為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例如著名英國經濟史學家Voth教授等2012年在經濟學季刊（QJE）上發表的文章就揭示了那些在中世紀發生過屠猶事件的地區，往往也是希特勒時期反猶暴力最為猖獗的地區。關于基督教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也涌現出了越來越多的杰出文章。文化風俗對社會穩定不僅有著顯著作用，而且其影響甚至可以長達幾個世紀之久。儒家文化對社會的影響力仍然深深根植于今日中國社會的深處，“鑒古知今”就顯得尤為重要。

文/龔啟圣 政見

參考文獻

Kung, J. K. S., & Ma, C. (2012).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11，(4), 132–149
Voigtl?nder, N., & Voth, H. J. (2011).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7 (3), 1339–1392.
詹姆斯﹒C﹒斯科特（2001）。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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