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歷史學系講席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受聘清華大學，成為蘇世民學者項目杰出訪問教授。近期，弗格森正在北京講學。特刊登弗格森著作《文明》序言，以饗讀者。
他不會將civilization （文明），而只會將civility （禮儀）這個詞收入他編寫的第四版詞典。我對他充滿敬意，但我認為，civilization 是由civilize 派生而來的，從與野蠻這個詞的相對意義上說，它比civility 更好。
詹姆士·博斯韋爾
文明的所有定義……結合了多種意義：“我是文明人，你屬于某種文化，他是野蠻人。”
菲利普·費爾南德斯– 阿莫斯圖
拉塞勒斯的疑問
當肯尼斯?克拉克在他以“文明”命名的電視系列片中定義文明時，他向觀眾確實地表明了：他所說的文明指西方文明，其中又以從中世紀到19世紀的西歐藝術和建筑為主。在他給英國廣播公司（BBC ）拍攝的13部影片中，第一部以禮貌但又毫不含糊的姿態藐視拜占庭帝國的拉文納、凱爾特人生活的赫布里底群島、海盜挪威，甚至查理曼大帝出生的亞琛。以克拉克對文明這個詞的定義看，從羅馬帝國崩潰到12世紀文藝復興之間的黑暗時代，根本就不符合文明時代的標準。文明從沙特爾大教堂的興建（未完全竣工便于1260 年舉行了落成典禮）而重煥生機，到他自己生活的曼哈頓摩天大樓直沖云霄的時代，又漸漸有了衰退的跡象。
克拉克這部極為成功的電視系列片首次在英國播放時，我才5歲，這個節目為英語世界的一代人定義了何為文明。那是盧瓦爾河城堡，是佛羅倫薩的宮殿，是西斯廷教堂，也是凡爾賽。從荷蘭共和國崇尚的莊嚴肅穆的建筑內部，到巴洛克熱情洋溢的建筑外觀，克拉克以一名藝術史學家的身份娓娓道來，將其才智發揮得淋漓盡致。音樂和文學不時穿插進來，政治甚至經濟素材也偶爾被援引。但很明顯，克拉克所言的文明本質是高度的視覺文化。他的主人翁是米開朗琪羅、達?芬奇、杜勒、特納和德拉克洛瓦。
基于均衡的原則，電視臺在該系列片的名稱中添加了“個人觀點”這樣的子標題。他沒有意識到他的觀點的言外之意——在某種程度上說，基督教以前的時代和東方是不開化的——即便從1969年看，這樣的看法也值得懷疑。然而，此后40年又過去了，社會越發難以認同克拉克的觀點，無論那是否為個人觀點（而他略帶優越感的令人討厭的態度，就更沒人接受了）。在本書中，我將提出更有相對性的、更寬泛的看法，我的目標是拋開那趾高氣揚的架勢，以務實的態度展開探索。我所謂的文明不僅涉及建筑飛拱，還體現在排水管道上（不要認為后者沒有前者重要），因為沒有高效的公共排水管道，河流和水井就會成為霍亂弧菌的溫床，城市也會因之變成死亡陷阱。無須辯護的是，我對藝術作品的文化價值與對藝術作品的價格一樣感興趣。在我看來，文明不僅涵蓋少數一流藝廊中的作品，還包括比這多得多的內容。文明是高度成熟的人類組織。文明所涵蓋的繪畫、雕塑、建筑領域的成就，固然吸引眼球，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們對創造文明、發展發明、資助推動文明——及保留文明供我們頂禮膜拜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缺乏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們也難以理解文明的含義。
“civilization”（文明）是個法語詞，1752年法國經濟學家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首次使用，4年后，法國大革命之父維克多?里凱特米拉波侯爵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該詞。正如本節前面所述，塞繆爾?約翰遜傾向于“civility”，而不會接受“civilization ”這個派生新詞。對約翰遜而言，如果“野蠻”有反義詞，那么他在倫敦如此愜意地享受的城市生活（雖然有時也缺乏教養）便是了。一種文明，正如該詞詞源所表明的，是以城市為中心的，所以從很多方面看，城市正是本書的主人翁。但是城市的法律（民事或其他）與其城墻一樣重要，城市的體系和慣例——其居民的生活方式（民間或其他）——與其宮殿一樣重要。文明涉及藝術家的頂樓，更關乎科學家的實驗室。文明涉及風景畫，更離不開土地所有制形式。文明的高低不僅僅是以美學成就來衡量的，而且，毫無疑問更為重要的是，還以其居民預期壽命和生活質量來判斷。生活質量問題涉及諸多方面，不是所有方面都可以容易地加以量化。我們或許可以推測15世紀時全球各地居民的人均收入，或推測出他們出生時的預期壽命。但他們的舒適度又如何呢？清潔度、幸福度呢？他們擁有多少衣服？他們每天得工作多少小時？他們用工資能買回什么樣的食物？藝術品本身可以為我們提供相關線索，但無法就此類問題給出答案。
然而，很明顯，一個城市不足以成就人類文明。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類組織，雖然沒有帝國的組織程度高，但比一個帝國版圖更大。從某種程度上說，文明是人類作為一個群體，在應對獲取食宿、抵御外敵時所作出的行為反應，但它也包含了文化習俗的特征，該文化特征常常但不一定表現為宗教形式，常常但又并不一定為共同語言。文明為數不多，但并非相隔千山萬水。卡羅爾?奎格利列舉過10 000 年來的幾十種文明。在現代世界之前，阿達?博茲曼只發現了5種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馬圖?梅爾克總共列舉了12 種文明，其中有7 種已消失（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5 種延續至今（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什穆埃爾?埃森施塔特列舉了6種文明，包括猶太文明。這幾種文明像它們各自與其周邊環境相互影響一樣互動演進，構成了推動歷史變革的最重要原因。它們之間相互影響時最引人關注的是，盡管外部因素繁多，但真正的文明似乎可以長時期保持自我的本色。正如費爾南?布羅代爾所言：“事實上，文明是所有歷史中最為悠久的……一種文明……可以歷經經濟或社會的頻繁變化而持久不衰。”
如果身處1411年，你可以環游全球，那么你極有可能為東方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感嘆。當時，明朝的紫禁城正在施工建設，同時，重新開啟和改善大運河的項目已經啟動；在近東地區，奧斯曼正在對康斯坦丁堡實施合圍，并最終于1453年攻克了這個城市。拜占庭帝國正在茍延殘喘。1405 年，梟雄帖木兒（跛子帖木兒）已清除了來自中亞的嗜殺游牧民族經常性的威脅——這是文明的對立面。對于中國明朝的永樂皇帝和奧斯曼蘇丹穆拉德二世而言，未來是光明的。
相比較而言，1411 年的西歐可能會讓你驚訝：難以忍受的落后狀態，正從猖獗的黑死病瘟疫中逐漸恢復。1347~1351 年，黑死病一路向東泛濫，導致了人口規模的減半。而且，西歐仍然飽受惡劣的衛生條件之害，戰爭似乎永無停息之日。在英國，麻風病國王亨利四世謀殺時運不佳的理查二世得手，推翻了他的統治，成功地坐上了國王寶座。法國陷于內戰，勃艮第公爵的追隨者和被謀殺的奧爾良公爵的追隨者相互大開殺戒。英法百年大戰正要重啟戰火。西歐其他不得消停的王國，如阿拉貢、卡斯提爾、納瓦拉、葡萄牙、蘇格蘭，情形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穆斯林仍然統治著格拉納達。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在被英國海盜劫持后，還被關押在英格蘭的監獄里。事實上，當時歐洲最繁榮的地區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佛羅倫薩、熱那亞、比薩、錫耶納和威尼斯。至于15 世紀的北美洲，倘若與中美和南美的阿茲特克、瑪雅和印加文明——神殿高聳，道路向天際延伸——相比，那完全是混亂無序的蠻荒時代。在結束你的環球之旅后，如果此前你還認為西方可能會在接下來長達500 年中主導世界，那么在此刻，這種觀念會被逐漸拋棄——那完全是不著邊際的幻想罷了。
然而，幻想成了現實。
基于某種原因，從15 世紀末期開始，西歐的那些小城市在從拉丁語（還有一點希臘語）借來那些不純的語言，以拿撒勒居住的猶太人的教義發展了他們自己的宗教，并從東方數學、天文學和科技中汲取知識后，催生了一種文明，而這種文明不僅能征服偉大的東方帝國，使非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亞 屈服，而且能使遍及全球的民族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這種轉變的成功，與其說是通過血與劍，不如說是語言發揮了更大的作用。
也有人對上述觀點持有異議，他們認為，所有文明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平等的，西方不能自認為自己占支配地位，比如具有歐亞大陸東部所沒有的優勢。但是，我們可以論證，這種相對主義觀點是荒唐可笑的。此前沒有文明曾取得過猶如西方主導世界這樣的統治地位。1500 年，歐洲未來的帝國列強占據的世界陸地面積不足5% ，人口至多只占全球人口規模的16% 。到1913 年時，11 個歐洲帝國 控制的版圖及其人口規模接近所有陸地面積及總人口的3/5 ，而且其經濟總產值在全球經濟總產值的占比接近3/4 （達到令人驚嘆的74%）。英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接近印度人的兩倍。西方更高的生活水準即體現在更好的食物上，農業勞動者的情形也一樣；也反映在更高的身材上，即使普通士兵和罪犯也不例外。我們已經看到，文明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以這個標準衡量，西方文明占主導地位。1500 年，就我們能得出的最佳結論看，全球最大的城市是北京，人口規模達60 萬~70 萬。當時全球最大的10 個城市中，只有一個（巴黎）是歐洲城市，其人口規模少于20 萬。然而，到1990年，情形發生了驚人的大逆轉。那時全球最大的10 大城市中，只有一個城市在亞洲，那就是東京。倫敦當時的人口規模為650 萬，是全球超級大城市。西方主導世界的情形也沒有以逐漸衰落及歐洲帝國的崩潰而收場。美國的崛起見證了東西方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到1990 年時，普通美國人比普通中國人富裕73 倍。
此外，日益明顯的事實是，在20 世紀下半葉，東方社會要想縮小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唯一的方式便是效仿日本，部分采用（雖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的體制和運作模式。結果，西方文明便逐漸成為一種模版，世界其他地方都渴望以其方式實施組織管理。可以肯定，在1945 年前，全球存在多種發展模式——如果利用計算機知識打個比方，即操作系統——可供非西方社會采用。但是最有吸引力的模式都起源于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蘇維埃共產主義。
毫無疑問，緊跟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很多人也探討過以亞洲經濟模式應對危機的辦法。但是，就連最熱心的文化相對論者也未建議，我們該回到中國明朝時代的體制。當前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倡導者之間的爭論，說到底，是可識別的西方思想派別之間的爭論：亞當?斯密的追隨者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信徒，還有少數仍然堅持追隨卡爾?馬克思的忠誠死硬派之間的爭論。這3 個人的出生地——克科底、牛津和特里爾，不言自明地說明了問題。在實踐中，世界大部分地區現在都已融入西方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如斯密所提出的，市場確定大多數的價格，決定貨物的流動和勞動分工，但政府扮演了一種接近于凱恩斯所設想的角色：出手干預市場，試圖平緩商業周期、減少收入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