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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權與歐洲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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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權與歐洲金融安全

提要

美元霸權對于美國國家利益和國際地位至關重要,使美國能夠享有“囂張的特權”。歐元誕生后成為美元“唯一的競爭者”,也成為美國警惕和遏制的對象。2008 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為繼續維系貨幣霸權,利用國際貨幣體系這一機制向歐元區轉嫁風險,具體做法包括金融機構在市場做空歐元、評級機構打壓歐洲債務國、輿論唱衰歐元前景、政府拒絕國際金融監管改革要求等。受此影響,歐洲金融安全受到嚴重沖擊,銀行業壞賬大幅上升,歐元國際地位下滑,經濟陷入“雙底衰退”,歐元區甚至一度面臨解體風險。為保障金融安全,歐洲采取了多項措施:通過建立歐洲穩定機制、銀行聯盟等手段加快彌補單一貨幣區的機制缺陷;執行嚴格的緊縮政策,提升經濟競爭力;歐洲央行政策彈性增加,更多承擔“最后貸款人角色”;嚴格規范評級市場,尤其警告美國評級霸權。通過對歐洲政策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難以形成與美國抗衡的“國家意志”、整體戰略資源有限、在安全問題上難以擺脫對美依賴等因素,歐元區維系金融安全的主要思路是“自我修復”,針對美國的應對措施和能力有限。這意味著,美元霸權將繼續是影響歐洲金融安全的外部因素

引言

2008 年以后,大西洋兩岸都掀起了金融風暴:一邊是美國“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一度對美元的霸權地位構成沖擊;另一邊是歐洲的債務危機,金融安全面臨嚴峻挑戰,歐元區甚至面臨解體風險。對于這兩場危機的成因、影響等,學界都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旨在分析兩場危機背景下美元霸權與歐洲金融安全的邏輯關系,深入探討美國出于維系貨幣霸權的目的,是如何看待“唯一的競爭對手”歐元的,尤其是金融危機后其對歐元采取了何種政策,這些政策對歐洲的金融安全產生了哪些影響,歐洲的應對思路以及與美國博弈的能力如何。

一 美國對歐元政策

二戰后,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得以確立,它成為美國的力量源泉,使美國享有“囂張的特權”,幫助美國利用金融武器實現地緣政治目標。但歐元出現后,讓美元在二戰后真正有了競爭對手,美元與歐元之間的關系也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通過梳理歷史可以發現,美國對歐元的態度和政策并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歐元誕生前的一段時間,美國的態度主要表現為質疑與警惕。美國認為:歐洲國家創造歐元是一次冒險,此前歷史上從沒有過在政權未統一的情況下先統一貨幣的先例,美國在建國時各州的貨幣也未統一。對于幾個主權國家使用共同貨幣的情況,被稱為“歐元之父”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進行過理論上的探討。根據他的“最優貨幣區”理論,如果要使用共同貨幣,各個國家經濟要趨同,生產要素須自由流動,而歐洲在這方面條件尚不成熟。對于歐洲國家要統一貨幣,美國表現出了很大的質疑,甚至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米爾頓·弗里德曼和馬丁·費爾德斯坦等著名經濟學家都估計歐元不會有好的結局。

但隨著歐洲統一貨幣進程的有序推進,歐元越來越接近現實。美國的主流意見也開始更為嚴肅和務實地看待歐元,警惕歐元可能給美國帶來的潛在威脅。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國之所以繼續享有貨幣霸權,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競爭對手。而歐元區的經濟實力與美國不相上下,競爭對手已經出現,美國各界對歐元的警惕也有所增加。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弗萊德·伯格斯滕認為,歐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崛起,將向美元發起挑戰。

第二階段是歐元誕生到金融危機前,美國的主要政策是防范與遏制。美國對歐元的潛在挑戰保持警惕,但也認識到歐元的弱點,比如歐洲資本市場的規模、流動速度、產品種類都相對有限,各國的稅收政策、法律規定和會計標準還需協調。美國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美元能否保持國際地位,主要取決于自身的經濟實力。為繼續保持美元的優勢,美國政府更為重視自身的財政狀況,克林頓政府還實現了財政盈余。

除了“做好自己”以外,美國也清楚美元霸權形成條件非常特殊,要繼續保持還需要適當遏制競爭對手,其中包括利用戰爭手段。1999 年歐元啟動前后,不少國家表示要調整外匯儲備結構,減少美元,增加歐元。而在歐洲心臟地帶發動的科索沃戰爭,動搖了國際資本對歐元的信心,幫助美元保持了對歐元的優勢。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也與歐元和美元之間的競爭有關。伊拉克戰爭前幾個月,有報告分析認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以后向歐盟出口石油可能更多使用歐元結算,減少美元的使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即便直接目標不是打擊歐元,也是“一箭多雕”,收到維護美元霸權之效。有觀點認為, “當伊拉克在2000 年底將美元轉向歐元時,薩達姆的命運就已經注定”。事實上,在伊拉克戰爭中,多國部隊的組成(美國、英國、丹麥、波蘭等)沒有一個是已經加入歐元區的國家。

歐元

第三階段是金融危機后,美國通過向歐元轉嫁風險來維系美元霸權。2008 年的金融危機是自20 世紀30 年代大蕭條以來,美國爆發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美元的國際地位也面臨嚴峻挑戰。鑒于美元地位對美國的重要性,利用各種途徑向競爭對手轉移風險,成為美國的現實選擇。

一是美國金融機構做空歐元。

歐洲的債務危機始于希臘,而希臘問題又源于美國金融機構幫助其做假賬,并在希臘財政問題暴露后在市場上做空。在歐債危機最嚴重期間,美國金融機構“合謀”做空歐元也遭到了媒體披露。金融機構做空歐元雖然是資本行為,但與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不無關系。美國金融界巨頭和政府有著緊密、復雜的關系,財政部和金融機構之間在人員上也存在“旋轉門”,很難認為美國政府對其金融機構在希臘問題上做假賬、做空歐元等一無所知。從邏輯上分析,在做空歐元一事上,美國政府和金融機構可以實現共贏:金融機構可以牟利,政府可以轉嫁風險,緩解財政和債務難題,進而維系貨幣霸權地位。本文傾向的觀點是,未必是政府設計一套計劃來指揮華爾街的金融機構做空歐元,但邏輯上講得通的是,金融機構在市場中覓得做空歐元牟利的機會并采取行動,美國政府對此采取了縱容態度,最終實現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共贏,輸家則是歐洲。

二是美國政府拒絕歐洲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要求。

作為美國金融危機的“受害者”,歐洲曾提出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建議,重點是試圖把美國金融市場置于某種國際監管規則之下,以避免類似危機重演。在2008 年11 月15 日的二十國集團華盛頓峰會召開前一周,歐盟在11 月7 日召開峰會,提出了金融體系改革“藍圖”,主要包括:各國加強金融監管,不留任何“死角”;新的金融體系必須以“透明”和“負責任”的原則為基礎;建立金融預警機制,盡早評估風險預防危機;改革國際金融機構,賦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新金融體系中的“中堅地位”。然而這些措施無一得到美國積極響應。2011 年1 月,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時曾試圖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事宜,但未能得到任何實質性回應。美國強硬的反對態度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在美國自身仍未擺脫危機的情況下,無意阻止風險向歐洲擴散。

三是評級機構打壓歐洲。

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中起到了催化劑作用,其對歐元區國家的頻繁降級舉動使市場擔憂情緒長期難以消散,相關救援行動也時常受到干擾。評級機構在國際上之所以有如此大影響力,主要源于美國政府對其評級結果的認可,評級機構和政府之間也有密切、復雜的聯系。法國學者帕特里克·若利認為,評級機構是美國加強對世界經濟操控的一個工具。對歐洲國家評級的打壓客觀上有利于維系美元霸權,是處境不佳的美國政府所樂見的。安盛公司投資戰略主任帕里斯·霍爾維茨懷疑標準普爾對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的降級時機是“經過精心選擇的”,對債務危機的擴散具有“不可逃避的責任”。2011 年11 月,歐盟委員會負責內部市場與服務的委員米歇爾·巴尼耶曾公開表示,“評級影響著市場和整個經濟,事關歐洲民眾的繁榮,他們在過去犯過嚴重的錯誤,我們一直對一些評級機構做出主權債務評級的時機感到驚訝,一定不能讓評級加劇市場波動?!?/p>

四是美國輿論“唱衰”歐元。

在美國金融機構、評級公司竭力打壓歐洲的同時,美國媒體,也一邊倒地“唱衰”歐洲。歐元區經濟確實存在問題,但也并非一無是處,其平均債務比例甚至還低于美國,而且聯手應對危機的政治共識仍在。但美國媒體對歐洲的優點和努力視而不見,聚焦并夸大歐洲的問題,動輒拋出“歐元區解體” “定時炸彈”等聳人聽聞的觀點。而輿論對市場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正如經濟學家彼得·凱南所言:“貨幣衰落的威脅或者貶值的謠言,可能引發巨額的資本外逃”。當國際輿論鋪天蓋地的都是對歐洲的負面報道和評論時,很難讓投資者對歐洲保持信心。德國、法國、希臘等歐洲的媒體對美國媒體的報道嗤之以鼻,其中不乏一些有理有據的反擊,但影響力無法和美國英文媒體相提并論。英文輿論唱衰的結果是歐元資產被拋售,最終放大了危機,加劇了歐洲應對危機的難度。

媒體為了吸引眼球和收視率,片面地聚焦歐洲的問題而不是應對危機的努力,這也在情理之中。筆者并不認為美國政府通過操縱媒體來“唱衰”歐洲,但是美國政府可以順勢利用媒體,比如通過媒體釋放對歐洲的負面消息,從而對局勢發展施加影響。美國對輿論的控制力不容忽視,正如有中國學者所言,美元霸權就是霍布斯世界里的霸權———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單一的政治機構、領先的科技創新能力、龐大的經濟規模包括輿論宣傳工具等所謂“軟實力”在內的所有傳統權力特征齊備于一身。債務危機期間,美國政府不時表示對歐元區應對危機不力的擔憂,并通過美國媒體迅速傳播到全球。

五是直接干預歐元匯率。

2017 年1 月底,美國新總統特朗普提名的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公開指責德國“操縱歐元匯率”,認為被“嚴重低估”的歐元損害了美國利益。這一指責在歐洲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反駁稱,歐元匯率屬于歐洲央行的職權范疇。德國央行行長杰恩斯·魏德曼公開表示,過去近十年,正是美國“享受著競爭優勢”,暗指美國利用“量寬”壓低美元匯率促進出口。有金融業人士擔憂,納瓦羅對歐元評論之后,“讓人討厭的貨幣戰爭可能來臨”。

與此前奧巴馬時期的轉嫁風險不同,特朗普就任時,美國經濟已經實現了持續復蘇,失業率已經降到了5%以下,金融實力也明顯恢復,道瓊斯指數達到了2萬點的歷史新高,美元指數超過了100,比2008 年最低時的70 左右上升了超過40% 。雖然還有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但經濟基本面和美元國際地位已經得到鞏固。在這一形勢下,美國對歐元匯率施壓,要求歐元升值,目的是壓低美元匯率,緩解貿易逆差,促進國內就業。雖然這一政策動向的主要目的不是維系美元霸權,但也是要求歐洲分擔美國的經濟困難。

從以上可以看出,美國對歐元的態度和政策,在不同的時間和形勢下有不同的表現特點,總體可以歸結為:警惕和遏制歐元的發展趨勢,一旦自身發生重大困難,則主動向歐元轉嫁風險。法國國際問題專家弗朗索瓦·戈德芒認為,美國將自身經濟安全置于首要位置,而沒有顧及盟國利益。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的目標是保障美元的國際地位,并非是打垮歐元。鑒于美歐經濟的密切聯系,如果歐元在危機中崩潰或者發生新一輪金融危機,將會轉而殃及美國。2011 年9 月15 日,在歐債危機導致歐洲銀行業可能發生系統性危機時,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瑞士央行、日本央行曾緊急聯手對銀行業提供流動性支持,以避免歐債危機演化成新一輪金融危機。無論如何,美國的政策目標是維系自身利益,歐洲雖然是美國的盟友,但卻一定程度成為美國維系貨幣霸權的犧牲品,其中包括歐洲的金融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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