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正面臨著一個比較復雜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我們更需要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短期的問題，這樣才能看的比較清楚，我們心里才能有數。當然，怎么理解中國經濟目前的局勢，今后的發展，實際上我們是有一個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在過去經歷了大概將近8年的時間，大多數時間我們的經濟是在減速。對這樣一個過程到底怎么看？我們基本的分析框架就是增長階段的轉換。也就是說我們由過去三十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未來的中速增長。當然我們也講中高速增長，中高速其實是在轉換期。轉穩了以后新的增長平臺其實就是中速增長。在這背后是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金融機構依次的轉換。

首先我們會看到需求結構的變化，需求結構里邊有一個關鍵詞，就是一些重要的需求，包括像房地產基建一些重要的消費品，以及相應的生產品，他們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來看，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長速度最高的那個點，我稱之為“歷史需求峰值”已經相繼出現，出現了以后，增長速度就開始逐步回落。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從需求側來講主要是“高投資”，而高投資有三大需求的來源：出口、基建投資和房地產。這三大需求都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隨后就逐步的開始回落，回落到一定程度以后會基本上能夠穩下來，這就是我們講的所謂需求側逐步觸底。

從過去幾年的情況來看，這三大需求，簡稱“三只靴子”，已經陸續落地。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在歷史需求峰值之后，后峰值期，如何能夠平穩的回落？并保持穩定的增長，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挑戰。

從供給側來講，當需求側回落以后，供給側反應的比較慢，于是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我們就提出來要去產能。在過去幾年的時間，去產能還是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其中既有政府的作用，同時我特別強調，其實市場的力量還是起的基本的作用。

去產能到底解決什么問題？有一段時間社會上對它理解還是不夠的。去產能實際上就是當需求側放緩以后，通過供給側相應的調整，在新的增長平臺上達到一種新的供求平衡。這樣的話才能使企業擺脫經營的困境。

應該說去產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主要的標志就是在經歷了54個月的負增長以后，PPI在2016年9月份以后恢復正的增長，此后部分大宗商品的價格出現較大幅度的漲幅，以至于我們討論它是不是已經有泡沫了。工業企業的利潤在經歷了一年多的負增長以后，在2016年下半年也恢復了正的增長，最近一兩年整個企業的利潤情況還是不錯的，和供給側的調整直接相關。

現在供給結構所面臨的挑戰也很多。首先是那些低效的企業能不能退出？另外現在上游和下游利潤分配是不均的。為什么這種局面能夠長期保持呢？如果說市場是有效的話，通過投資產出的調整，應該是大體上能夠實現均衡的分布的。之所以不能出現這種狀況，是因為我們在上游行業的產量投資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行政性或者市場壟斷性的干預。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一個突出的問題。民營企業現在經營狀況，有一部分不太好，日子比較難過，和這種狀況有直接的關系。

接下來金融結構的調整，當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相應調整以后，杠桿率是不是就顯得比較高了？一個合乎邏輯的過程就是，這個時候杠桿就顯得高了，第一步需要穩杠桿，在穩杠桿的基礎之上逐步的降杠桿。但是杠桿率的變化的背后，其實不是那么簡單，有些人以為只是一個數字的調整，這樣的話可能就忽略了杠桿率的背后實際上我們需要經歷的是金融結構乃至整個經濟體系的深刻的變革。

另外我們對降杠桿的時間，長期性、復雜性可能也需要有足夠的認識。從國際上來講杠桿的變動具有長周期的特征，降杠桿在有些國家經歷了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正確的或者說好的去杠桿應當是在穩杠桿，穩正常經營的同時，著力解決高杠桿背后的體制政策問題，由過渡擴張的模式轉向穩健或謹慎經營的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提升效率，逐步將杠桿率降到一個合適的水平。

相反，如果我們只是力圖在短期之內把杠桿率指標降下來，而不注重解決杠桿率背后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問題，不抓必要的改革，或者像有些地方那樣過多的采用行政性辦法降杠桿，很可能達不到政策的初衷，甚至事與愿違。比如說我們看到由于政府信用支撐的不對稱，最應降杠桿的地方政府和國企反而承壓能力比較強，而民企受到的沖擊要更大一些。部分地區和行業用“一刀切”的行政性辦法降杠桿，引起了信用的收縮，甚至影響到了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

我們應該認識到降杠桿需要的是一場深刻的改革，也需要金融創新，其中包括我們要切實轉向高質量發展、相應轉變政績評價機制，因為很多地方大家會看到為什么杠桿率那么高呢？是為了保持一個高的增長速度，有時候高速度已經維持不下去了，但是一定還要支撐，一定要通過加杠桿。所以你回頭一看實際上還是政績評價機制在起作用。

第二我們要打破長久以來存在的地方政府和國企的預算軟約束。

第三，通過深化金融改革開放，打開更多為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服務的通道。最后想提一點，可以考慮增加發行低成本的長期建設國債，為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提供穩定的資金支持。

最近關于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如何解決已經有很多討論，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政策上的目標，金融體系特別是正規金融體系，對民營企業的支持力度要與民營經濟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相適應。這方面我以為也可以提出具體的指標。但是最近社會上也有一些議論、有一些擔憂。我以為，我們如果提出這樣的政策目標，要實現這樣的政策目標，不應該，也不可能主要是靠行政性辦法，而是要立足于機制轉換，尤其是要有針對性的放寬金融市場準入，允許并支持那些能對民營、中小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的金融機構、業態、產品的發展。這個可能是重點。

金融體系加大對民營企業支持力度，不是要降低經營標準、放松風險控制，而是提出了加快金融改革開放的緊迫要求。剛才其實我講了一個增長階段轉換的邏輯，他是需求結構、供給結構和金融結構相繼調整的三部曲。由于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在過去六七年的時間已經調整初步到位，所以在2016年第三季度我們的經濟第一次觸底，開始進入中速增長的平臺，我過去多次講過觸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需要多次驗證。

但是在過去兩年的時間，觸底反彈一度成為比較強的期待，也呈現了不同類型的新周期的說法，事實上正像大家已經看到的，我們以前多次進行過分析，不會出現大的V型或者U型的增長，更不可能重回高增長的軌道，但是穩定的進入中速增長還有一段距離。

下一步我們繼續推進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調整的下半場的重點的工作，特別是我剛才講的一些挑戰，同時可能重心要放在加快金融結構的調整。在穩杠桿的基礎之上，逐步的降杠桿，把供給結構、需求結構和金融結構三大結構打通，新舊增長動能、激勵制度、政策體系實現系統的轉換，從這個角度來看，金融結構調整基本到位，很可能是穩定的進入中速增長平臺的一個標志。進而要實現中速平臺加高質量發展的目標。

根據我們的分析模型預測，2018年，也就是即將過去的這一年，上半年整個形勢應該還是可以的，中端需求一定幅度的回升，但是年中以后，隨著治理地方隱患債務風險力度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明顯放緩。此外，不考慮外部因素的影響，今年下半年也會出現一定幅度的增速的回落。而且今年馬上就快到年底了，今后一段時間，隨著房地產基建投資下行，并尋找新的均衡點，產業分化重組，低效產能退出，穩杠桿的基礎上適度降杠桿，中速增長平臺重心將會有一定幅度下移，我們希望它能夠趨于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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