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蘭·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是歐洲“新右派”運動的代表人物。作為文化獨特性和整體性的捍衛者，他主張歐洲人在多元文化主義面前保留自己的身份的權利。本文是阿蘭·德·伯努瓦在“2014年《元素》（élements）期刊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講話，收錄于期刊Arktos。在這篇文章中，他從歐洲的現狀入手，以敏銳的洞察力揭示了歐洲構想的基本問題：其一是集中發展經濟貿易，而忽略了歐洲的政治、歷史和文化建構；其二是上層權力過度干涉，規范一切事物；其三是盲目擴大邊界而導致了歐盟的癱瘓和低效和國家的解構；其四是對于歐洲構想的目標沒有達成共識。為使歐洲重煥生機，作者強調了統一歐洲的必要性，指出歐洲要著重從政治、歷史、文化文明方面重構自身，實現歐洲獨立的統治權。

歐洲整合的新右派方案

作者：阿蘭·德·伯努瓦譯者：劉清瑞

歐盟的明顯缺陷表明了目前歐洲構想的失敗，以及 “歐洲統治權”的必要性。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二十五年前，歐洲似乎能解決所有問題。如今，它卻成為別國的累贅。隨著歐洲美好未來的幻滅，各方的強烈譴責如期而至。歐盟委員會的各方面都飽受詬?。核拗票对?，干涉無關事務，使平民受苦、機構癱瘓；它的組織形式匪夷所思，且缺乏民主合法性；它企圖消滅民族和國家主權，最終淪落為一臺失控的機器。在多數國家，對歐盟持積極看法的民眾比率已十年多連續走低。2004年，認為“法國作為歐盟成員國弊大于利”的法國民眾比率為25%；到2013年，這一比率躍升至41%。最新的一項伊普索斯民意測驗顯示70%的法國人希望“限制歐洲的權力”。

事實上，如今的歐盟正經歷空前的合法性危機，且其前景黯淡無吸引力。那么，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呢？

20世紀90年代初，歐洲開始“解構”，當時人們正針對是否批準《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做辯論。正是在這一時期，歐洲的未來變得明顯問題重重，許多歐洲人開始失去希望。同時，當全球化引起更多擔憂時，歐洲并沒有保證更強的購買力、更好地規范世界貿易，也沒有保證再分配減少、犯罪率降低、勞動力市場穩定和更有效的移民管控。反之，歐洲構想在那時出現了，它沒有解決全球化帶來的沖擊，而是成為了這種自我重復過程的一個階段。

從一開始，歐洲構想其實就違反了常識，我們犯了四個根本錯誤：

第一，集中發展經濟貿易，忽視政治和文化。歐洲幻想通過齒輪效應，能將其經濟公民身份機械地轉化為政治公民身份。

第二，想通過頂層創建歐洲，而不是從基層入手。

第三，傾向于通過早期擴張將還未準備好入歐的國家納入歐洲，以深化現有政治結構。

第四，對歐洲邊界和歐洲一體化的目標從未做出明確規范和決策。

沉迷于發展經濟，歐洲共同體的“締造者”故意將文化棄之不顧。他們最初所做的努力旨在將國家融入一種功能主義者視角下嶄新的行動空間模式。對讓·莫內一行人來說，為實現國民經濟相互交織，政治的聯盟是很有必要的。因為相比不聯盟而言，聯盟的代價顯然更小。但可別忘了“歐洲”的第一個名字是“共同市場”。這種最初的經濟主義必然有利于制度的自由化轉向，必將對聯盟領導層即將制定的公共政策進行經濟層面的基本解讀。歐洲還遠沒有為政治化的到來做好準備，就因經濟的過度膨脹而迅速去政治化，并將專家權力神圣化，實施專家治國戰略。

我們在沒有建立起歐洲的情況下解構了國家。

1992年，隨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歐洲共同體變為歐洲聯盟。這種語義上的變化也具有啟發性：歐洲各國與其“聯合”不如尋求“共通點”。當下的歐洲首先是經濟的、遵循市場邏輯的歐洲。在自由主義精英看來，歐洲只能是一個完全遵守資本邏輯的大型超級市場。

正如我所說，我們犯的第二個錯誤就是希望從頂層即從領導層的制度來創建歐洲。恰恰相反，與“整體聯邦主義”擁護者的想法一樣，我們應該遵循合理的邏輯，從底層開始，從街道到自治體，從自治體或聚居區到地區，從地區到國家，最終由國家創建整個歐洲。這正是嚴格執行權力下放原則所要求的。根據權力下放原則，只有在下層權力無能為力時高層權力才需要進行干預（這是充足能力原則）。而在歐盟成員國地區，往往是集權官僚機構通過其命令規范一切。高層權力任何時候都要將自認為能做的事情干預一番，結果是導致歐盟委員會決定了一切，認為自身無所不能。

我們絕不能被歐洲主權主義者們對歐盟作為“聯邦歐洲”的慣性譴責所誤導：通過將所有功勞歸功于上層的傾向，歐洲主要基于雅各賓模型而建立。但這樣的歐洲絕對不是“聯邦”，而是極端化的雅各賓模型，兼具懲罰性的專制主義、集權主義和不透明性。

第三個錯誤是歐盟的盲目擴張。我們首先應該深化現有結構，同時在全歐洲進行廣泛的政治辯論以試圖對歐盟的目標達成共識。盲目擴張傾向在歐盟吸納中東歐國家的擴張過程中體現極為明顯。大多數這類國家申請加入歐盟只是想從北約的庇護中獲利。他們確實在談論歐洲，但其實只寄希望于美國！這導致了歐盟的“稀釋”和低效，很快所有人都相信這個包含二十五國的歐盟已無法發揮作用。這種看法在土耳其加入歐盟后人們對歐洲文化、宗教及地緣政治前景的擔憂中進一步加深了。

由于各國經濟水平、社會狀況和稅收體制的差異，歐盟早期擴張也導致了敲詐式的工業再分配，這損害了工人利益，并最終成為歐元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引入單一貨幣非但不利于歐洲國家經濟的趨同發展，還惡化了經濟狀況，令人難以承受。

歐洲主權無處可尋，國家主權也成回憶。換句話說，我們在沒有建立起歐洲的情況下解構了國家。這個悖論完全說得通——歐盟不僅試圖以歐洲取代國家，還試圖以經濟取代政治，以官僚管理取代人民治理。歐盟接受了一種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以對經濟首要地位的強調和通過對政府管理的“去政治化”來廢除政治的意愿為基礎。也就是說，這種自由主義為“去政治化”創造條件，使任何訴諸合理政治決定的行為都變得不合時宜。

此種自由主義傾向還滋生出某種道德危機。長久以來，歐洲一直沉迷于普遍主義，將愧疚感和自我否定塑造的世界觀內化。它已成為唯一一片“為開放而開放”的土地，而絲毫不考慮此舉將會給別國帶來什么后果。

歐洲起初就致力于將普遍性概念化，無論是追求向好還是向壞的普遍性。它想成為“關于普遍性的文明”，但“關于普遍性的文明”和“普世文明”并不是一回事。常見的一種美好說法是，“普遍性”這個詞最積極的意義是“地方無邊界”。但主流意識形態忽視了“普世文明”和“關于普遍性的文明”的區別。在領導人的要求下，歐洲陷入了自我忽視和懺悔之中，因為它仍記得——是人權宗教使同一性這一概念推廣開來。毫無遠見的人文主義者將自身定位為歷史的審判者，將無差別視為一種救贖的理想，同時強調不同文化歸屬的過程。正如阿蘭·芬基爾克勞（Alain Finkielkraut）所說，“這意味著為了不再排斥任何一方，歐洲必須擺脫過去，不再迷茫，將自身的遺產看作人類權利的普遍性留存下來。我們什么也不是，這是我們不被任何事物禁錮的先決條件”?！疤摕o至極，寬容至極”，社會學家烏布里?！へ惪耍║lrich Beck）以同樣的方式說；然而正是這種歷史文化虛無感令人對一切過敏。

作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存在，歐洲領導人拒絕將自己看作其歷史、文化和共同命運的擔保人。在他們的影響下，歐洲從未停止重復“自身歷史乏善可陳”的論調。歐元鈔票完美印證了這一點：票面上只有空洞抽象的建筑結構，沒有一處景觀，或是一位名人肖像?？偟膩碚f，歐洲想逃離歷史，尤其是自身的歷史。它被禁止確認自己是什么，甚至不想質疑自身身份，只因害怕對其成員國造成“歧視”。歐洲宣稱依附于“價值”，其實就立即強調了這些價值并不屬于它，所有人都應該有相同的價值。強調“價值”而非“利益”，目標或者對政治主權的渴望恰恰表明了歐洲的集體無力感：不知道想要什么。她甚至不會對此有疑問，因為她應該清楚自身什么都不想要。為什么？因為她已經不知道歐洲是什么，也再不想搞清楚歐洲到底是什么了。

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設想。在移民領域，歐盟對移民采取了一種十分慷慨的接納政策，這個政策沒有成員國能表示異議。工商業領域，拒絕任何“庇護”的論調同樣盛行。自由貿易壁壘的完全移除導致大量新興國家的低價商品和服務涌入歐洲，并在各種領域（社會、財政、環境等）實施傾銷；而歐洲本土的生產系統越來越多地流向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使歐洲去工業化，失業和貿易逆差問題更加嚴重。

為終止美國超級大國的統治地位，我們必須為世界恢復多極化維度。這是“構建歐洲”的另一個原因。

外交政策是國家主權的對立面。由于歐盟并非一個政治機構，顯然不可能存在共同的外交政策；最多會有一個周期性的國家外交集團，其“對外”政策源于“共同體”的能力。無論是對美國干預伊拉克的問題，還是對利比亞、馬里、敘利亞戰爭問題，或者俄羅斯、中東、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最近的克里米亞問題，歐洲人一直無法達成共同立場；大部分人僅僅在附和美國的立場。既然無法分享共同利益，歐洲自然也無法擁有共同意志，采取共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