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消息稱，中國的投入在1億-2億元左右，但這個數目是人民幣還是美元呢？不好說。”一位接觸中國極地事務的內部人士不愿多說。據其解釋，中國官方不希望外界用資金投入去衡量中國在南極考察的實力，以此在國際上引起注意。

中國作為參與南極事務僅30年的后來者，在低調追趕別人腳步的過程中，一路跌跌撞撞但又設計精心，講求從長計議又時而疾走偏鋒。

“這是長城站，它坐落在南極圈以外的小島上；這是中山站，它坐落在南極大陸；這是羅斯海，是我們將要建的第5個南極考察站。”中國海洋局極地考察辦公室主任曲探宙指著辦公室墻上的南極洲地圖，所指之處恰好形成一個正三角，“這樣我們就在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都有布局”。

多年來，世界各國以南極為盤，圍棋而坐，進行一場既在探索未知，又交織著競爭的博弈。南極洲，這塊地球上唯一一塊還沒有領土主權的大陸，如今各國國旗在其陸緣以及陸中心款款飄揚。

中國作為參與南極事務的后來者，30年來在低調追趕別人腳步的過程中，一路跌跌撞撞但又設計精心，講求從長計議又時而疾走偏鋒。如中國海洋大學學者郭培清所言，“中國在南極大陸的探索就像是在下棋，重要的是在全球的游戲中尋找一個位置。我們不知道游戲什么時候開始，但是有一個立足點非常重要。”

圖：中山站卸貨

南極考察不僅是一項高投入、高技術、高風險的工作，也是全方位展示國家綜合實力的政治舞臺。隨著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在南極地區的每一步落子，都會引來全球的關注；在深入剖析中國的動作時，則像切開一塊誘人的“蛋糕”，其背后的切面，反映出復雜糾葛的國際競爭。

一箭多雕

曲探宙曾多次赴南北極前線考察，對中國在極地的發展步調和設想了如執掌。他興致勃勃地解釋說，“由于中山站周圍的地理條件不適合向海洋方向發展科研，更適合向南極內陸延伸，所以將來第5個南極考察站，選址在高緯度的羅斯海一帶，而且這附近有美國、意大利、韓國等考察站，方便展開國際合作和救助。”

雖然根據中方的計劃，新的考察站僅完成2次地址勘探工作，可能在明年投入建設，但種種風聲早已引起外界關注。早在2013年11月，英國《經濟學人》就報道稱，中國還沒有建成第4個科考站，就已經開始了第5個科考站的選址勘探工作。“如果第5個站在2014年建成，那么中國將很快趕上像意大利、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距離美國和英國的考察站數目也只有一步之遙。”

據官方《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第5個科考站“羅斯海”的初步選址在南極維多利亞地，這是一個半島上的平地區域，站址區域與山梁相接處長年積雪，附近有3個長年積水的淡水湖泊。在附近海岸上，還有一個帶狀約1公里長的阿德利企鵝聚居地。

不過，秉承中國在南極考察的一貫風格，每一步落子都考慮長遠，力圖一箭多雕。除了滿足正常的科考工作條件外，極地科學家王自磐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該地區的另一大優勢是具有建設冰上機場的條件。“中國將在南極建航空網，并與國際航空網接軌。在中山站鄰近的冰蓋區，中國正和俄羅斯合作進一步改善冰上機場設施建設，而羅斯海西岸區域局部地段具備建設冰上機場的條件，這將為我們打造南極航空網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

今年2月8日建成的中國第4個南極考察站泰山站，是以中山站為依托，進一步夯實中國向南極內陸挺進的重要一步。“泰山站位于第2個南極考察站中山站（1989年建成）與第3個昆侖站（2009年建成）之間，這樣可以更好地對夏季站昆侖站進行補給，促使后者盡快成為除長城站和中山站外的第三個長年站。”中國極地研究中心極地戰略研究辦公室主任張俠在接受《鳳凰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夏季站與長年站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可以提供科考人員越冬的物資和考察條件。

泰山站亦扮演著多重角色。一是該地夏季海冰會融化，適合破冰船抵達大陸邊緣進行補給和人員輪換，也適合進行較大規模的野外調查；二是該地區地勢平坦開闊，冰面光潔，雪層密度較高，易于建站及運行維護；三是距離中山站約520公里，距離昆侖站715公里，距離格羅夫山85公里，可以為中山站通往昆侖站、格羅夫山、埃默里冰架區域考察提供中繼支撐、應急保障以及航空地面支撐；四是該地是進行地質、冰川、測繪、大氣(氣象)、地磁、衛星遙感等科學考察工作的理想位置。

步步為營

極地考察站的選址和建立，是一個國家極地考察實力的象征，也是國際話語權的標志之一。作為一個于上世紀80年代才進入南極地區的國家，中國在參與南極事務的過程中，前進的每一步都有著決定性意義。

1984年，中國在南極地區首次建立了第一個考察站——長城站。該舉措改變了中國在國際上參與南極事務的話語權。據前南極科考隊員郭琨回憶，1983年6月8日，中國加入《南極條約》，成為其締約國。而在當年9月召開的第十二次《南極條約》協商國會議上，每當會議討論到實質性內容和進入議程表決時，以觀察員參會的郭琨等人就會收到會議主席的通知：締約國請到會議廳外面喝咖啡。而且，“事后連表決結果也不通告。”

長城站的建立，將中國從邊緣拉到了核心位置——1985年10月7日，中國被接納為《南極條約》協商國，從此擁有南極事務的發言權和否決權。次年，中國被接納為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的正式成員國。1989年，中國南極考察隊繼續南下，在南極洲的東南極大陸拉斯曼丘陵，建立中國第二個考察站——中山站。

通過仔細觀察，張俠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各國在南極出現了集中建站的高潮。“這源于當時即將對《南極條約》進行修改。”

為了趕在條約修改之前獲得更大的南極事務發言權，中國顧不了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選擇這步大膽而激進的“險招”。

“與長城站不同，中山站需要登陸南極洲大陸。在不斷靠近目的地時，南極大陸周圍長達20公里的陸緣冰橫在我們中間。”作為“雪龍”號之前的中國南極考察船“極地”號船長，魏文良當年面對一望無際的堅硬海冰，知道這一段區域“極地”號恐怕過不去。

更糟糕的是，由于后來遭遇特大雪崩，“極地”號被困7天之久，隊員不得不被迫棄船，求助于附近的俄羅斯和澳大利亞考察站。經歷一系列生死考驗后，中山站還是按照原計劃于1989年2月完成建設。

“1996年開始，中國南極考察隊就從中山站向南極大陸內部不斷探索。”據一名不具名的“老南極”介紹，2007-2008年的國際地球物理年，中國提出了PANDA計劃（即考察北起普里茲灣海域、南至南極冰蓋最高點Dome-A、沿斷面涵蓋了東南極冰蓋最大的冰流系統、南極第三大冰架、南大洋冰水團的重要生成區等關鍵區域）。最終在2009年，中方在南極大陸4000多米的最高點Dome-A地區建立了昆侖站。

“中國是首個在南極內陸建立考察站的發展中國家。”曲探宙指著南極地圖中心的位置，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昆侖站的建立，讓許多發達國家都表示出與中國合作的興趣。這個位置，對于冰芯鉆取和高空大氣物理的研究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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