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至少有2000人離家出走，加入了中東的反政府組織，給西方國家造成了新的安全威脅。

出走人數眾多 引起歐洲各國的擔憂

法國女孩薩爾瑪喜歡炸薯條、玩蘋果手機，還能制作“最好吃的披薩”。父親把她當“寶貝”。作為這個穆斯林家庭10個孩子中的老小，她最乖，從不會遠離巴黎郊區的家。然而，4月一天發生的事改變了一切。

薩爾瑪去當地公立學校上學后，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監控攝像頭顯示，她到校僅5分鐘就從后門溜走，去機場買機票飛往土耳其。事后警方調查發現，薩爾瑪通過“圣戰者”招募網進入敘利亞參加了內戰，是一名身在敘利亞的法國人在網上把她引誘到了國外。

歐洲有數千名年輕人離家出走，加入中東的反政府組織，薩爾瑪只是其中一員。這不僅導致很多家庭支離破碎，更給西方國家造成了新的重大安全威脅。

從出于對阿薩德政權大規模屠殺穆斯林的憤怒，到憧憬加入新宗教國家，受影響的年輕人離開家人和安全的環境支持“圣戰”組織。一些人加入與基地組織有關的叛亂運動，其他人甚至和更激進的伊斯蘭組織結盟。

出走的年輕人數量之多，足夠引起歐洲各國政府的擔憂。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激進化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歐洲有多達2000人已出走至敘利亞。法國政府估計 僅該國就有700人，是歐洲大陸人數最多的；英國有500人；德國約有300人；荷蘭至少有100人；還有很多比利時青少年。在大洋彼岸，美國也有幾十人 出走，其中一名佛羅里達人于5月在敘利亞制造了一起自殺式炸彈襲擊。

有些中東裔年輕人因西方未能阻止敘利亞沖突，而產生深深的挫敗感，這場沖突在過去三年已導致超過16萬人死亡。社交媒體使他們很容易成為激進組織的獵物。 出走者有男有女，有的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有的最近才皈依伊斯蘭教。一些人接受過軍事訓練，其他人則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許多人不會再回來。對于那些 想回國的人，歐洲各國政府擔心他們會給國內帶來威脅。

歐盟反恐協調員吉勒·德凱爾肖夫表示，5月發生在布魯塞爾猶太博物館的槍擊案導致4人遇害，兇手是一名長期滯留敘利亞的法國“圣戰者”，這種危險值得警惕。

前所未有 網絡成為“圣戰”的重要陣地

敘利亞并非第一個吸引西方青年參戰的國家。上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80年代的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后來的索馬里內戰，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都出現過外國戰士的身影。

但敘利亞的可訪問性，加上社交媒體催生的強大“網絡圣戰”，使反政府組織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數量招募外國人。專家指出，現在從歐洲乘英國易捷航空公司等 廉價航班前往土耳其南部很容易，反政府組織稱之為“圣戰飛機”。到土耳其后，外國戰士通常無需簽證。他們可以輕易融入游客隊伍，乘車前往土敘邊境。一旦過 境，他們就會到“歐洲之家”應征，執行各種武裝組織派下的任務。

敘利亞戰爭的另一不尋常之處是，“圣戰主義”竟然成了一種媒體現象。荷蘭“圣戰分子”伊爾馬茲已是社交媒體的轟動人物，他把在敘利亞的經歷美化為“終極冒 險”。激進組織上傳的視頻在互聯網上鋪天蓋地。極端宗教者將“殉難和忠誠”的信息包裝成搖滾視頻吸引西方年輕人。這是“大眾圣戰”的一種新手段，德國“哈 亞特項目”的家庭顧問克勒說，該項目專為防止德國激進年輕人前往敘利亞而設。

在薩爾瑪的個案中，網絡發揮了導向和煽動工具的雙重功效。薩爾瑪的哥哥易卜拉欣說：“這是臉譜網的錯。”在過去幾個月，前往敘利亞的女性數量一直穩步上升。她們常常被“圣戰解放”的理念吸引，該理念提倡女性可以出國，想嫁誰就嫁誰，不用征得家人同意。

數字時代，不僅是好奇的年輕穆斯林婦女會被蠱惑，“圣戰分子”現在可以接觸到各人種和社會階層，從邊緣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到歐洲的中產階級。法國專家 馬修·古伊德雷稱：“年輕人認為，如今可以挑戰傳統秩序的唯一意識形態就是伊斯蘭主義，特別是圣戰主義……如果想革命，美國不允許，法國、英國或德國也行 不通。”

家長疑惑 孩子為何越來越激進

對失去孩子的家庭來說，還面臨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曾經乖巧的兒女怎么變得越來越激進？

去年晚些時候，16歲的海琳告訴母親杜蘭德，她已皈依伊斯蘭教。住在巴黎郊區的海琳很早就癡迷其他國家的文化，母親起初并不擔心女兒對宗教的好奇心，“（后來）我有種不祥的預感，囑咐她小心點，因為現在到處都是極端分子”。

新年過后，海琳不再化妝并且只穿長裙，后來鋼琴也不彈了，只聽伊斯蘭音樂。她開始戴頭巾。4月，海琳見男士時拒絕他們吻臉或握手。情況到5月更嚴重了，她本應去美容院開始4周的實習，卻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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