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至少有2000人離家出走,加入了中東的反政府組織,給西方國家造成了新的安全威脅。
出走人數眾多 引起歐洲各國的擔憂
法國女孩薩爾瑪喜歡炸薯條、玩蘋果手機,還能制作“最好吃的披薩”。父親把她當“寶貝”。作為這個穆斯林家庭10個孩子中的老小,她最乖,從不會遠離巴黎郊區的家。然而,4月一天發生的事改變了一切。
薩爾瑪去當地公立學校上學后,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監控攝像頭顯示,她到校僅5分鐘就從后門溜走,去機場買機票飛往土耳其。事后警方調查發現,薩爾瑪通過“圣戰者”招募網進入敘利亞參加了內戰,是一名身在敘利亞的法國人在網上把她引誘到了國外。
歐洲有數千名年輕人離家出走,加入中東的反政府組織,薩爾瑪只是其中一員。這不僅導致很多家庭支離破碎,更給西方國家造成了新的重大安全威脅。
從出于對阿薩德政權大規模屠殺穆斯林的憤怒,到憧憬加入新宗教國家,受影響的年輕人離開家人和安全的環境支持“圣戰”組織。一些人加入與基地組織有關的叛亂運動,其他人甚至和更激進的伊斯蘭組織結盟。
出走的年輕人數量之多,足夠引起歐洲各國政府的擔憂。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激進化研究中心的數據顯示,歐洲有多達2000人已出走至敘利亞。法國政府估計 僅該國就有700人,是歐洲大陸人數最多的;英國有500人;德國約有300人;荷蘭至少有100人;還有很多比利時青少年。在大洋彼岸,美國也有幾十人 出走,其中一名佛羅里達人于5月在敘利亞制造了一起自殺式炸彈襲擊。
有些中東裔年輕人因西方未能阻止敘利亞沖突,而產生深深的挫敗感,這場沖突在過去三年已導致超過16萬人死亡。社交媒體使他們很容易成為激進組織的獵物。 出走者有男有女,有的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有的最近才皈依伊斯蘭教。一些人接受過軍事訓練,其他人則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許多人不會再回來。對于那些 想回國的人,歐洲各國政府擔心他們會給國內帶來威脅。
歐盟反恐協調員吉勒·德凱爾肖夫表示,5月發生在布魯塞爾猶太博物館的槍擊案導致4人遇害,兇手是一名長期滯留敘利亞的法國“圣戰者”,這種危險值得警惕。
前所未有 網絡成為“圣戰”的重要陣地
敘利亞并非第一個吸引西方青年參戰的國家。上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80年代的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后來的索馬里內戰,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都出現過外國戰士的身影。
但敘利亞的可訪問性,加上社交媒體催生的強大“網絡圣戰”,使反政府組織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數量招募外國人。專家指出,現在從歐洲乘英國易捷航空公司等 廉價航班前往土耳其南部很容易,反政府組織稱之為“圣戰飛機”。到土耳其后,外國戰士通常無需簽證。他們可以輕易融入游客隊伍,乘車前往土敘邊境。一旦過 境,他們就會到“歐洲之家”應征,執行各種武裝組織派下的任務。
敘利亞戰爭的另一不尋常之處是,“圣戰主義”竟然成了一種媒體現象。荷蘭“圣戰分子”伊爾馬茲已是社交媒體的轟動人物,他把在敘利亞的經歷美化為“終極冒 險”。激進組織上傳的視頻在互聯網上鋪天蓋地。極端宗教者將“殉難和忠誠”的信息包裝成搖滾視頻吸引西方年輕人。這是“大眾圣戰”的一種新手段,德國“哈 亞特項目”的家庭顧問克勒說,該項目專為防止德國激進年輕人前往敘利亞而設。
在薩爾瑪的個案中,網絡發揮了導向和煽動工具的雙重功效。薩爾瑪的哥哥易卜拉欣說:“這是臉譜網的錯。”在過去幾個月,前往敘利亞的女性數量一直穩步上升。她們常常被“圣戰解放”的理念吸引,該理念提倡女性可以出國,想嫁誰就嫁誰,不用征得家人同意。
數字時代,不僅是好奇的年輕穆斯林婦女會被蠱惑,“圣戰分子”現在可以接觸到各人種和社會階層,從邊緣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到歐洲的中產階級。法國專家 馬修·古伊德雷稱:“年輕人認為,如今可以挑戰傳統秩序的唯一意識形態就是伊斯蘭主義,特別是圣戰主義……如果想革命,美國不允許,法國、英國或德國也行 不通。”
家長疑惑 孩子為何越來越激進
對失去孩子的家庭來說,還面臨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曾經乖巧的兒女怎么變得越來越激進?
去年晚些時候,16歲的海琳告訴母親杜蘭德,她已皈依伊斯蘭教。住在巴黎郊區的海琳很早就癡迷其他國家的文化,母親起初并不擔心女兒對宗教的好奇心,“(后來)我有種不祥的預感,囑咐她小心點,因為現在到處都是極端分子”。
新年過后,海琳不再化妝并且只穿長裙,后來鋼琴也不彈了,只聽伊斯蘭音樂。她開始戴頭巾。4月,海琳見男士時拒絕他們吻臉或握手。情況到5月更嚴重了,她本應去美容院開始4周的實習,卻退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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