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里，俄羅斯一次次地建立新的國家管理模式，卻始終沒有找到有效并合適的權力結構。從絕對君主制、軍事共產主義，再到斯大林體制、改革以及混亂的葉利欽時期——20世紀的每個新架構都帶有臨時性和過渡性特征。其表現是，國家與權力結構處于持續不斷的變革之中，處于一次次地與最高當局提出的目標重新調適的過程中，處于變革以迎合某種動員性任務之中。俄羅斯經常摧毀已經形成的政權形式，并建設另一種。

新世紀以來所形成的普京體系是最新的一種。它通過一套稱作“垂直權力體系”的結構，給一度陷入轉型混亂的俄羅斯帶來了穩定和秩序。這是一個建立在民主選舉之上的政治體系，而在現實中，實際權力結構又是以普京個人為中心展開的。其官方稱謂，是“可控的民主”抑或“主權民主”。這種新的政治發展給人們帶來了認知上的分歧。在西方，那些無法理解這一新的政體類型的批評者干脆斥之為“不自由的民主”或者“虛假民主”。

很少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美國政治學家George Friedman從精英政治的角度，為我們描述了這一體系的構成。他認為，普京的權力基礎來自兩個部分。一個是制度化的總統職位。1993年，葉利欽在武力解決總統與議會的長期憲法性沖突之后通過了總統擁有巨大權力的新憲法，但直到葉利欽交班，他也并未真正建立起總統制。不過這部憲法卻為普京提供了逐漸恢復這種潛力的可能性，他成功地積聚起現實的力量，把所有的權力分支置于控制之下。這一過程當然并不容易，涉及一整套復雜的政治操作。如組建一個以總統為中心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以適應議會政治的需要；有計劃地介入公民社會組織，必要的時候，則直接創建，如青年組織“我們”；敏銳地對俄羅斯政治舞臺上各段政治光譜加以吸納，如對于曾經扮演最大反對派的俄羅斯共產黨，通過社會政策上的逐漸左傾，而取得其在議會中的合作——與俄共接近的結果，也使得統一俄羅斯黨逐漸從中右變為中左。

普京體系的另一個基礎則是以其為核心的精英集團。在普京周圍，大致有兩套相互分工、又相互競爭的班底：強力部門和文官團隊。

“強力部門”，主要成員來自安全、情報及軍隊系統，傾向于通過國家控制經濟，來重建在葉利欽時代晚期陷入全面瓦解的俄羅斯國家權威。其直接的打擊對象就是那些在葉利欽時代幾乎能在幕后控制政治的寡頭。通過馴服寡頭，普京既消除了一大政治威脅，同時也為建立自己的團隊提供了巨大的經濟資源。到普京第一任期結束時，形成了一種新的局勢：那些管理俄羅斯政治的人，事實上也掌握著俄羅斯經濟的關鍵部門，如能源、電力等行業。俄羅斯經濟和商業的主要部分或多或少都掌握在官員們手中。核心成員包括謝琴、謝爾蓋·伊萬諾夫等。

“文官和技術官僚團隊”，這個群體多持有自由主義經濟取向，擅長現代經濟和社會管理。這一團隊的主要任務，是規劃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以及自由化，并負責實施。梅德韋杰夫、前財政部長庫德林以及長期擔任總統辦公廳副主任、實際上則是整個普京政治體系建筑師的蘇爾科夫（籌劃了包括統一俄羅斯黨及其外圍組織在內的整個政治體系）等，均屬于這一陣營。

兩派各自擁有所擅長的職能領域。強力部門更多用于解決俄羅斯當下緊迫的權威重建的任務，而文官團隊則負責規劃并執行俄羅斯經濟社會的現代化遠景。作為整個體系的中心，普京凌駕于兩派之上，精心維持著兩派的平衡，從而能使自身居于最后的仲裁地位。在普京的第一個任期，穩定和重建是當務之急，強力團隊擁有更大的活動空間，而自第二個任期開始，局勢穩定下來，尤其是受益于國際油氣資源價格上漲，整個經濟看好，文官和技術官僚團隊的影響力開始上升。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套體系成功地使得俄國政壇上只有普京一個“種子選手”。它經受住了“梅普組合”輪轉的考驗，但是從2011年杜馬選舉之后，來自政權體系之外的反對派興起，并在2012年3月總統大選中達到高潮，而普京就位的一年多來，反對派的活動也并未平息。從實際選票看，統一俄羅斯黨失去了在杜馬的絕對優勢席位，該黨的“政權黨”的弱點也一下暴露無遺——它不是通常意義上的致力于奪取政權的政治組織，而更像國家機關的附屬物，是為了適應現有政權而存在，只是把國家例行上臺的領導人提出的新思想變為自己的綱領。這樣，它就容易遭到兩方面的打擊：一方面，它被正常的國家機制所排擠；另一方面，則會被政治上更有競爭力的公民社會團體所取代。

俄羅斯共產黨成為議會政治的大贏家，獲得過兩成的選票。而抗議活動的主體，以首都和圣彼得堡為中心的中產階級，則因目標分散，仍停留在公民運動階段，短期內不可能發展為政黨。不過即使如此，這一運動還是展示了不可小覷的力量，若從人口特征上看，他們以青年一代為主（這意味著其成長期內沒有經歷過轉型時代的混亂，內心深處并沒有對于普京這樣的“俄羅斯拯救者”的強烈需求），遲早會成為政治人口的多數。因此，各方面政治力量都竭力加以爭取，或者相反，加以干擾，以阻止其形成聯合的趨勢。

一系列政治變換表明，普京體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做出某種根本性調整。媒體注意到，自遭遇大規模議會外抗議后，莫斯科即頻繁發生高層人事更迭，體系內部裂痕開始暴露。如財政部長庫德林辭職，并與反對派政治組織接觸；普京政治體系的主要構建者蘇爾科夫，也因對大規模抗議活動承擔責任而一度去職。新組建的梅德韋杰夫內閣，也以年輕人和自由派面孔居多。精英集團的內部改組之外，一系列政治改革也在陸續推行。最重要的如降低設立政黨的門檻，州一級地方長官不再由指定，而改由地方選舉產生。

這無疑是新一版本的普京體系。其成效還有待觀察。從政治傳統看，俄國社會一直有著對于強人和權威的內在需求。也因此，人們無法想象一個弱勢的普京，會給俄羅斯政治帶來什么。對于俄羅斯政治領導的本質，劍橋大學社會學家David Lane提供了一種有意思的解釋。他認為，俄羅斯政治領導的要義在于，要在兩種不同取向的政治集團中維持平衡。就當下的俄羅斯而言，兩大集團就是圍繞在普京周圍的國家導向的強力集團，以及偏向西方的自由主義集團。這里歷史似乎又回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永不停歇的變奏。David Lane進一步解釋，最好將俄羅斯的資本主義模式與西方加以參照。在歐洲，尤其是在美國，國家的職能范圍和活動被私人經濟所限定，國家只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角色。而在俄國，國家有自身獨立的經濟基礎，更加強勢，但國家并不敵視資本主義，只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偏離政治控制的軌道，國家會以各種形式支持這一經濟，例如通過金融支持、合同或者政府補貼等等。簡言之，俄國的資本主義是一個雙元的混合體，同時包含著政治主導的國家主義經濟以及更加純粹的、自由主義取向的私人經濟部門。作為政權結構的普京體系，就立于這一基礎之上。

文/程東金 原刊于《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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