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災異意識，由來已久。自夏商周以來，進一步發展成為深遠影響其后古代中國社會尤其是漢唐的一種重要觀念。究其原因，除了儒家意識形態化這一大的社會政治背景外，很大程度上是與先秦漢晉的災異說緊密不可分的。而災異說《春秋》，質言之，是指《春秋》三傳及其漢晉《春秋》學家對《春秋》經中所記災、異的漸次神學化詮釋與神秘性賦義。其先在經文傳述中賦予《春秋》經原有文本更嚴格意義的災異觀念，然后再從廣度與深度上予以發掘與彰顯。這種對《春秋》經的歷次“災異賦義”，層累與強固成了《春秋》災異說。
在最初的《春秋》經傳述中，“異”指天地異象、怪異萬物，與今義無很大差別；但現今合為一詞的災與異，卻大多分言而不綴連；而所謂“災”專指火災，后來才擴大為意義更為寬泛的自然災害。
《春秋》經文所記災異之事，多達一百二十二次，如地震、日食、雨雹、大水、蟲災、山崩、火災等等。其中僅日食災異，《春秋》經便記有三十二次。今本《春秋》經中的上述諸多災異，從其后的《春秋》經傳詮釋趨向看，顯然是其后經學家災異說《春秋》的文本來源與濫觴。
真正嚴格意義的《春秋》災異說，萌生于《公羊傳》對《春秋》部分文本的災異傳經。《公羊傳》對于《春秋》經所記各種災異現象，盡管傳述不多，但一般都特意解說成有明顯天人聯通傾向的“記災也”“記異也”；甚至更在其傳文中，直接以人格神之天、天人相應之“應”與陰陽學說，來解說經文中其所謂的“災”與“異”。對于經文所載僖公十五年九月發生的“震夷伯之廟”，《公羊傳》說：“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此處傳文顯然是說夷伯之廟之所以受到雷電擊，是上天懲戒的結果；宣公十五年《春秋》記：“冬，蝝生。”《公羊傳》傳曰：“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于此焉變矣！”上是指魯宣公，變古易常指“初稅畝”，改變舊制。《公羊傳》在這里把此年上天所降蟲災，歸因于魯宣頒布初稅畝：“應是而有天災”，顯然是一種天人感應之說。
基于對上天的信仰，災異說經在兩漢特別流行。陸賈于《新語·術事》篇說：“故性藏于人，則氣達于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由以類相從而天人相通，陸賈借《春秋》災異之變化，推說人事政治之善惡，極大地啟發了其后董仲舒天人“同類相動”、以天道言政的思路。
董仲舒通過“天人感應”思想所建立的《春秋》災異理論，以“天”為道德本體與最高權力來源，以“天人同構”“物類相感”、融合陰陽五行學說為主要特征，以宣揚天命的王權論和天人譴告說為核心內容。在董仲舒看來，上天是至上的人間主宰，一方面，君主由上天授命而代理天下，君主權威不容質疑；同時另一方面，君主權力更受制于上天。其雖貴為天子，卻務必順天、敬德與勤政。若違背了天意而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相反君主如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即便遇到災異時，人君若順應天意行事，便可免除災難，反之，天必降災異于人：“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天當雨石。”（《五行變救》）這種尊王卻又警示帝王的祥瑞災異思想，是對《春秋》經及其三傳原有文本中的災異說——只記災異而不言祥瑞的最大發展甚或理論突破。
董仲舒憑依《公羊春秋》經傳的神學性資源，借助陰陽五行學說，在理論上創建系統而完整的“天人感應”災異思想，從而使公羊學呈現出更為濃厚的神秘特色，極大地推動了《春秋》災異說的累成。
由于陸賈、董仲舒所逐步建立的天人感應思想體系，其后的漢晉儒，無論是今文經派還是古文經派，各自基于其自身的《春秋》三傳文本立場，都從不同角度，對《春秋》經文本予以了進一步的災異賦義。
首先，東漢末年的公羊學大師何休，對西漢以來的天人感應思想體系，在其《公羊解詁》中，進行了更為廣泛的應用與發揮：一是從總結《春秋》諸義條例上，將其發展為更具神秘特色的“人事與災異”之“二類”說。在注解《公羊傳》中，明確地認定兩者的必然聯系。在何休看來，社會之人事與自然之災異的互動，是《春秋》經的內在意蘊。經文中的所有災異記載，固皆孔子之微言，無不蘊含著其以天道明王道的圣人大義，從而最終累成了《春秋》災異說。據統計，《公羊解詁》所記災異總數三百余條。何休所言災異，無一例外都以人事說之。在他看來，大凡天降災異，必與人事相關。換言之，正是人間的惡行惡事，才招引了天降災異。二是在董仲舒天人感應思想的基礎上，又繼之以讖緯理論說《公羊》。皮錫瑞《經學歷史》云：“或疑獲麟制作，出自讖緯家言；赤鳥端門，事近荒唐，詞亦鄙俚；《公羊傳》并無明說，何休不應載入《解詁》。”
其次，劉向、范寧等《谷梁》學家在其《谷梁傳》傳文的注解與引述中，以災異說《谷梁傳》經傳文本，從而又在今文經的魯學上，給予《春秋》經神學化詮釋。《春秋》經文中記載，魯隱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天空中出現了雷電現象，而僅僅八天后的庚辰日，又出現了大雨雪。對這極為反常的天氣變化，《谷梁傳》傳文中傳述為：“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并未對其作過多的神秘性發揮；而劉向卻解釋說：“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也。”劉向揭示陰陽失調而將為害的目的，是用以警示君主要警惕現實政策中的失誤，改弦易張，走向正途。
再次，在漢晉經傳合編運動中，杜預將《春秋》經與“其失也巫”的《左傳》合編，從古文經文本上使得《春秋》經更為神秘，從古文經的角度更夯實了《春秋》災異說。《左傳》文本有一些神秘性記載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左傳》對春秋時期的許多事件進行了一些靈驗性的“預言”故事，如莊公三十二年史嚚引諺“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結合當時虢國國君信神拜神的政治狀況，史嚚引這條諺語，預測了虢國將要滅亡的命運。二是《左傳》某些傳文還徑直將上天人格化、神圣化。如對《春秋》經：“（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左傳》此條認為，雷電擊了展氏祖先夷伯的廟，是因展氏有隱愚不為人知的罪過，而受了天的懲罰。當然，《左傳》的這些神秘性記載，在其與《春秋》經各自單獨成冊的兩漢時代，并不影響對經文文本災異記載的定性——其是否是自然現象的純客觀記錄。不過，緊要的是，杜預又將這些神秘性的《左傳》傳文揳入、粘合在相應經文中，并作為對《春秋》經傳述與闡發的邏輯起點，從而平添了《春秋》經“說災異”的成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漢晉儒除了直接對《春秋》經傳文本進行上述神學化詮釋外，自兩漢公羊學在神秘化之后，又進一步使得《春秋》經傳詮釋陷入了讖緯化的泥潭。其大造圖讖附會《春秋》，甚或還以讖緯注解《春秋》經傳，從而導致本已相當流行的《春秋》災異說，在社會上泛濫成災。
災異說《春秋》，其解說《春秋》經的最初主旨，就是在敬畏與信仰上天賞善懲惡的前提下，以至善上天的絕對權威，保證王道政治、和諧人倫與道德個體之達成。從某種程度上說，其集神道設教與道德化民成俗于一體，以中國古人尤其是兩漢特有的上天信仰，在與天地合德的日常祭祀中，深刻地塑造著其向善的文化生活。同時，歷經層累的《春秋》災異說，在兩漢之際，卻日益充斥著“怪力亂神”的謬論，其以災異言政的政治正能量，也在逐漸被弱化；上天的神圣性與至善性，基于對其道德體認與自然客體理性認知的兩相分裂，更因一再被濫用與任意發揮，而導致魏晉亂世上天信仰的動搖與道德理念的崩潰荒誕。
文/曲阜師范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 閆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