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國外交視野中，沒有比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更為引人注目的題目了，而美日關系大概是影響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最大外部因素。因此，“中美日三邊關系”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也就不奇怪了。

不過，我想，當下從學術上探討包括中美日三邊關系在內的國際問題，最需要的不是媒體連篇累牘的關注，也不是理論框架的完整、論證技巧的高超甚至信息的完備，而是始終保持客觀冷靜的立場，在掌握歷史背景和(在有條件的時候)參與實際政策研討的基礎上，追索表面言行和現象背后的政治邏輯。這里且談談我的幾點感想。

第一個感想是戰略謀劃的主動性問題。我們在政策研究時往往使用“(我國的)對策”的提法，讓我不禁聯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民間俗語。按照制訂“對策”的思路，似乎我們應當先把對象國(尤其是美國)的對外戰略特別是對華政策研究夠，琢磨透，然后再提出我們的“對應方針和措施”。這樣就不知不覺地把對方放在主動地位、把自己放在被動地位上。

在一些國內研究者筆下，美國(一定程度上還有日本)簡直是太有心機、太有盤算、太有謀略了，幾乎時時處處在給中國挖經濟、政治或安全上的陷阱。中國專家學者對美國外交戰略的刻畫分析，往往比美國人自己寫的著述更全面、更有邏輯性、更富前瞻性。其實，我們的研究對象也在費心思地琢磨、揣摩中國的長遠意圖和戰略謀劃。他們寫出的以中國為主體的分析文章，也往往比中國研究人員的“對策”報告更全面、更有邏輯性、更富前瞻性，讓中國讀者發出“但愿我們有如此完備的戰略”的感慨。有意思的是，在中美日三國的媒體和著述中，經常可以讀到一些評論，指出對方國家的政府在外交上如何老謀深算，而本國決策機構卻如何短視、被動甚至無能。

依本人拙見，一個國家的國際戰略，是確定本國的核心利益，判斷自己的國內外整體環境，掂量自己的相對實力和手段，根據形勢變化決定在什么情況下采取什么國際行動。一個政府的國內戰略同國際戰略不同的是，前者對自己的國情了如指掌，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掌控國內資源，計劃自己在規定時間內想做的事(比如中國的“十二五規劃”);后者則只能對外國情況有所了解，卻無法掌控外國資源，也難以了解外國的決策過程和圖謀，因此無法完整設計自己想做的事，更無法設定做這些事的時間表。即使是美國這個據稱最精于戰略謀劃的大國，作為冷戰后惟一超級強權，也無法事先謀劃1991年的海灣戰爭、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以后的“反恐”戰爭等等。它都是在發生國際重大事件后，根據當時條件做出重大戰略反應和決策的。

因此，國家間關系(特別是中美日等大國之間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互動關系，它們針對對方的行為、聲明和政策基本上是互為因果、“一報還一報”的循環往復過程。自己的“忍無可忍”、“防守反擊”，在對方看起來卻經常是基于某種長遠戰略圖謀的“主動挑釁”。

比如，中國同幾個鄰國的領土領海爭端問題近來有所激化，于是中國一些觀察家判斷，是日本等鄰國想在中國將強未強之際，拿美國當靠山，在領土問題上占中國便宜;美國則是不甘衰落，為維護“老大”地位，遏制中國崛起，挑動鄰國同中國的矛盾，從中漁利。所以，中日爭端也好，中菲矛盾也罷，無非都是美國在背后搗鬼。中國一定要痛打這些“壞國家”，有朝一日國力強大起來，更要反擊美國。

但是許多外國評論家卻斷定，是中國現在自恃強勢，趁美國眼光向內、縮減軍費、無暇顧及東亞之時，將日本和其他國家各個擊破，達到震懾效果;中國這樣做的長遠目標，是把美國擠壓出亞洲，在周邊恢復帝國勢力范圍。這些外國評論家的建議是：“老大”美國不能走，必須拉上小兄弟，一起“抵御”日益強勢的中國。

這種互疑、互動過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兩國評論家各自用上述邏輯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結論都是：對方的挑釁是基于某種戰略圖謀的，自己絕不能退讓，否則一退再退，滿盤皆輸。

作為中國專家學者，政治立場當然不能丟——釣魚島是中國的。但要從學術上去分析因果關系，預料前景和結局，以至提出政策建議，就必須知道對方的視角、邏輯和論據，充分擺出事實，做出冷靜全面的判斷。

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預估本國所采取的行動將會造成的對方反應和事件后果，從而制訂幾種不同方案，爭取主動地去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勢，而不是僅僅根據揣測，斷定對方的意圖，考慮采取什么“對策”或“應對措施”。要知道對方的視角和邏輯，就要同對方有所接觸，即使是在發生嚴重危機的時刻，也不能只有“隔空喊話”，而是要保持敵對雙方的外交接觸和某種私下的人員溝通，以防止局勢失控。

中國對美國和日本的政策和行為，對它們的對華政策和行為及其相互關系，是可以施加影響的。

第二個感想涉及戰略目標。加強對美、對日戰略謀劃的第一步，是想清楚中國希望有一個什么樣的中美關系和一個什么樣的中日關系，以及一個什么樣的美日關系對中國最有利。鄧小平在1989年中美關系處于困境時說，“中美關系終歸要好起來才行”。習近平主席指出，要努力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國幾代領導人都講過“中日兩國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如果我們不認為這些宣示是假話、空話，或只是說給外國人聽的外交辭令，那么追求長期穩定、互利共贏的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當然應是中國矢志不渝的長遠戰略目標。一旦美日兩國和中國同它們的關系中出現了不利于實現這一長遠目標的動向，中國就應當施加影響，努力使之走上正確軌道。即使一時遇到挫折，也不能懷疑動搖自己的長遠目標。

至于美日關系，其經貿合作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中國應當歡迎并參與進去;其安全同盟既有針對中國的一面，需要警惕防范，也有相互制約的一面，可以利用。

如果不是這樣理解，而是確定中國的長遠目標是趕超美國、壓服日本，在世界上和亞太地區當“老大”，美日對華戰略則是“亡我之心不死”，那么中美、中日關系的本質就是“你死我活”，政策手段當然也相對簡單，即只剩下“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了。

第三個感想涉及文化和思想。從本質上說，國際關系反映的是強權政治和利益交換，但并不意味著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宗教意識等上層建筑的因素不重要或可有可無。在中美日三邊關系中，無處不滲透著三個民族各自的處世哲學和文化基因。不研究這些非物質因素，對三邊關系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表面。

作者:王緝思 來源:劉衛東新書《新世紀的中美日三邊關系》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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