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陸海復合型國家是指瀕臨開放性海洋且背靠較少自然障礙陸地的國家，歐洲面向大西洋地帶的國家及當代的中國都是陸海復合型國家的典型代表。作者從理論與歷史這兩個角度對陸海復合型強國的戰略地位及其在發展海權時面臨的主要障礙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與單純的海洋國家相比，陸海復合型強國為發展海權而進行的努力更需要被置于一種合理的大戰略框架下，而這點則需要對發展海權的戰略目標、海上力量的戰略構成及自身海洋稟賦有明確的認識。陸海復合型強國在進行必要的海洋轉型時，不僅要充分認識到自己能力的限度，同時也需要對發展海洋能力的必要性有明確的認識。與歷史上的陸海復合型強國一樣，冷戰后中國的崛起進程同樣也伴隨著規模巨大的海洋轉型，基于歷史提供的經驗教訓，當代中國進行海洋轉型時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之一是如何避免重蹈近現代歷史上歐洲陸海復合型強國海洋轉型失敗的覆轍及由此而引發的種種災難性后果，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平發展。
海權與陸海復合型強國
陸海復合型國家就是指瀕臨開放性海洋且背靠較少自然障礙陸地的國家，歐洲位于大西洋沿岸地帶的國家( 如法國和德國) 及當代中國都是陸海復合型國家的典型代表。從近代以來的歷史看，陸海復合型國家在戰略上都具有幾個明顯特點： 一是戰略選擇上的兩難，歷史證明一國無論多么強大，都很難長期成為陸海兩棲性強國，因為戰略集中是任何國家生存和取勝的前提； 二是雙重易受傷害性，這類國家因面向陸海兩個方向，因而必須面對來自陸海兩方面的壓力； 三是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的資源分配容易分散，出于安全戰略上的實際需要，這類國家通常要在陸海兩方面保持平衡，因而有限的資源容易被分散使用。在現代世界歷史上，邊緣地帶陸海復合型國家中不乏世界頂級強國的有力競爭者，但它們為此進行的努力卻無一例外都遭到失敗，其中最典型的例證當屬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法國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地理政治上的不利因素則無疑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歷史上位于歐洲大西洋沿岸的陸海復合型強國( 歷史上的法國和德國) 的爭霸努力之所以屢次遭到失敗，其關鍵是由于歐洲大陸東西兩翼的國家能夠不斷利用歐洲以外的資源來干預歐陸局勢，從而阻止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區域統一傾向，在潛在的歐洲區域征服者失敗過程中，霸權覬覦國的海外擴張及其為爭奪海權進行的努力通常是導致它們最終走向失敗的重要誘因之一。與歷史上的陸海復合型強國( 尤其是路易十四的法國與威廉二世的德國) 一樣，冷戰后中國的崛起進程也同樣伴隨著規模巨大的海洋轉型，這種轉型的主要驅動力是來自中國正在進行的史無先例的外向型發展。基于歷史的經驗教訓，當代中國在進行海洋轉型時需要考慮的首要問題之一是如何才能夠避免重蹈歷史上歐洲陸海復合型國家的覆轍，從而真正實現具有最高層次上創新意義的和平發展。
一 “邊緣地帶”的大戰略含義
“陸海復合型國家”這個詞乃是由兩位中國學者——邵永靈和時殷弘——共同創造出來的，在現代地理政治術語中，與此對應的則是“邊緣地帶國家”的概念。在現代地理政治思想史上，“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是其中兩個最重要的理論術語，這兩種理論的創立者分別是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 Halford Mackinder) 和美籍荷蘭裔國際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 。盡管在此無法詳述，但在考察“陸海復合型國家”戰略地位前，有必要首先回顧一下麥金德和斯皮克曼這兩種理論的基本點。
麥金德依據自然地理特征將世界劃分為三個區域： 一是位于歐亞大陸中心的那片由草原和沙漠構成的內陸區域； 二是由歐亞大陸邊緣陸地構成的“內新月形地帶”； 三是由近海島嶼、美洲、澳大利亞組成的“外新月形地帶”。麥金德指出，歐亞大陸中心那片以草原和沙漠為主的區域是一個巨大的天然要塞，這里三面山系環繞，河流都流入內陸湖或北冰洋，因而是海上人無法到達的場所； 這片地區歷史上一直由各種游牧民族所控制，這里的自然條件及馬和駱駝的機動性使他們能夠不斷匯集起強大的軍事力量，從而對邊緣地區造成嚴重威脅。麥金德根據歷史上來自大陸中心的游牧民族對邊緣地區的壓力程度，將古典時期以后的世界史分為三個時期，即前哥倫布時代、哥倫布時代、后哥倫布時代。前哥倫布時代的特征是歐洲被困在狹窄區域內，且不斷地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威脅； 16 世紀航海大發現使世界進入了哥倫布時代，新航路的開辟使歐洲人得以從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從而抵消了中心地帶的戰略優勢； 但進入 20 世紀后，新技術的出現使中心與邊緣的力量對比再次發生根本變化。麥金德正是由此得出了他戰略思想的核心命題，即歐亞大陸中心的那片由內陸和冰洋水系覆蓋的地區，是世界政治的“心臟地帶”： 歷史上這里的游牧民族曾經對邊緣地區造成過嚴重的威脅，20 世紀的技術發展可能使邊緣地區將面臨類似壓力，一旦技術發展使歐亞大陸中心地帶再次被組織起來，那么一個龐大的世界帝國也就為期不遠了。
盡管麥金德將世界劃分為三個區域，并且承認歐亞大陸邊緣的“內新月形地帶”的重要性( 因為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和資源集中在這里) ，但這一地區在他的理論中始終居于從屬地位，即這一地區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歷來是海權與陸權爭奪的焦點。麥金德提出的這種看法雖同他界定的海權與陸權的對抗相一致，但問題在于歷史上海權與陸權的對抗只代表一種在特定時期的國際權勢沖突模式，即心臟地帶作為權力中心的重要性并非是歷史或地理造成的，而是由邊緣地區在某些時期的羸弱造成的。在現代戰略思想史上，對麥金德理論的這一缺憾做出了實質性修正的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與麥金德相反，斯皮克曼認為，世界上最具有權力潛質的場所是歐亞大陸邊緣地區( 邊緣地帶) ，這不僅是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口和資源集中在這里，更是因為“東半球的權力沖突向來與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區的關系有關，與邊緣地區的權力分布有關，與海上勢力對大陸沿岸的壓迫所起到的影響有關，最后，與西半球參與這種壓迫的程度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皮克曼界定的所有這些權力互動形式中，邊緣地帶實際上都處于一種核心地位，即邊緣地帶并不是一個在海權與陸權間完全處于被動地位的區域，它同樣也是一個權勢爭斗的發源地，時常同來自陸海兩個方向的勢力發生對抗。正是因為如此，在拿破侖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和俄國“全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侖、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領導的邊緣地帶國家的”。麥金德雖然也注意到這三場戰爭，但他認為前者僅僅是東西歐間的較量，后兩者則是德國為控制心臟地帶而做出的努力，三場戰爭在斯皮克曼理論中的性質卻是完全相同的。
對斯皮克曼來說，邊緣地帶的戰略屬性是雙重的，它有時是在海洋強國和心臟地帶強國間分裂的，有時海洋強國和心臟地帶強國則聯手對抗邊緣地帶某個強國，邊緣地帶的戰略重要性也正是集中在這一基本的二元論上。盡管斯皮克曼并不否認海權與陸權對抗的存在，但卻認為它并非是壓倒性的主題，即歷史上從沒發生過單純的海權與陸權的對抗，“歷史上的陣營總是由某些邊緣地區國家和不列顛一起去對抗另一些邊緣地區國家和俄國，或不列顛與俄國一起對抗一個邊緣地區強國”。與麥金德揭示的單一海陸對抗模式不同，斯皮克曼揭示的歷史上交替出現的權勢對抗模式實際有兩種： 一是海權與陸權的對抗，即海洋國家及邊緣地區盟友與心臟地帶國家及其邊緣地區盟友的對抗； 二是海洋國家與心臟地帶國家聯手與某個邊緣地區強國的對抗，這其中哪一種模式占上風則要取決于邊緣地帶的權力分布狀況。與麥金德揭示的單一對抗模式相比，斯皮克曼揭示的這兩種模式從歷史角度看更具普遍性： 對麥金德來說，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與戰后的蘇聯是完全相同的國家，即這三次對抗都反映了心臟地帶強國試圖稱霸歐亞大陸的努力，而正是這點使它們與主導性海洋國家發生了沖突； 對斯皮克曼而言，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乃是兩種不同的權力對抗模式，即前者反映的是主導性海洋國家與心臟地帶強國聯手與一個邊緣地帶強國的對抗，而冷戰反映的是海洋國家及其邊緣地帶的盟友與心臟地帶國家及其邊緣地帶的盟友間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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