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歐洲陸海復合型強國的命運

自二戰結束以來，與麥金德理論相比，斯皮克曼理論的重要性長期以來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戰后海洋國家與心臟地帶強國相對于邊緣地帶的優勢掩蓋了邊緣地帶的真正重要性，由此導致的結果是人們普遍都以麥金德的視角來看待斯皮克曼的理論，而這點恰恰是抹殺了邊緣地帶在現代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事實上，自 16 世紀以來，邊緣地帶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這里不僅是曾經開啟現代世界歷史進程的航海大發現的起源地，而且歷史上兩個最重要的挑戰者，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法國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都是位于邊緣地帶的陸海復合型強國，而有關它們失敗機理的考察無疑將有助于我們對陸海復合型強國戰略地位的認識。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邊緣地帶強國爭霸努力所以屢次遭受失敗，根本上乃要歸因于貫穿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國際關系的大均勢機理，這種機理得以保存并持續運作的關鍵，是每當一個潛在強國可能以強制手段來統一歐洲時，歐洲大陸東西兩翼必然會出現制衡它的力量，這些力量通過將歐洲以外的資源引入爭奪歐洲霸權斗爭的方式阻止了霸權國的勝利，當歐洲大陸東西兩翼的平衡力量同時發揮作用時，將迫使霸權國從事一場極為消耗資源的兩線戰爭，由此造成的必然結果也就是歐洲均勢不斷得到恢復。一般來講，從 1494 －1945 年，由于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大都是歐洲國家，且歐洲區域體系主導了世界其他地區，因此絕大多數理論家往往將那種在歐洲國家體系歷史經驗基礎上形成的均勢邏輯看做一種普遍規律，即一種能夠脫離特定的地理政治環境而獨立運作的機制。但事實上，1494 －1945 年的歐洲國際關系實質上是歐洲國家體系特定的地理政治環境的產物，這種環境的首要特征是位于歐洲大陸東西兩翼的強國，首先是西方海洋強國，其次是東方大陸強國，不斷以歐洲以外的資源來干預歐陸局勢，從而最終阻止了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歐洲統一傾向。顯然，任何為反對共同的霸權威脅而形成的制衡同盟確有其內在邏輯，但歷史上反復遭到毀壞但又反復得到修復的歐洲均勢并不歸功于這種邏輯，而是歸功于歐洲西翼的主導性海洋強國( 主要是英國) 和歐洲東翼那個在人力和資源上都占有絕對優勢的大陸強國( 最早是奧地利，但主要是俄國) 。

從表面上看，主導性海洋強國歷來關注歐洲以外商業與市場的擴張，而歷史上出現的挑戰者國家則歷來關注在歐洲大陸上的領土爭奪，由于活動在不同的戰略區域內，因此這兩類國家間似乎不大可能因利益沖突產生碰撞。但與此相反，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與歐陸霸權覬覦國的碰撞不僅帶有明顯的規律性，且主導性海洋國家在反抗歐陸霸權覬覦國的過程中總是扮演了關鍵角色，而導致這種情況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一旦某個大陸強國取得了歐陸霸權，必然將威脅到主導性海洋國家的根本利益，因

為歐陸霸權將會使一個大陸強國獲得足夠的資源，從而有能力動搖主導性海洋國家在經濟和海軍上的領先優勢。首先，一旦某個大陸強國取得歐陸霸權，它同時也將會處于一種在洲際遠程貿易領域取得霸權的絕佳位置上，因為追求歐洲霸權必然使霸權覬覦國尋求對相鄰的經濟繁榮源泉的控制，而這點在現代歷史上通常意味著尋求對意大利北部或低地國家的控制，這種控制不僅能夠帶來相對財富的快速增長，而且有望能夠使霸權國在海洋能力上獲得急劇提高。其次，一旦某個大陸強國取得了歐陸霸權，它同樣也將有能力使歐洲大陸的市場對主導性海洋強國完全封閉，歷史上的霸權覬覦國( 路易十四和拿破侖的法國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國) 追求歐洲區域霸權動機之一，就是建立一個完全自給自足的大陸經濟區，而它們在不同歷史時期中用以對抗主導性海洋強國的重要手段則是不同形式的大陸封鎖體系。

自 1648 年以來，主導性海洋強國的優勢都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即大陸均勢及經濟與海軍上的領先優勢，兩者密切聯系，因為任何維持大陸均勢的實踐根本上都將會有利于主導性海洋強國保持自己在經濟和海軍上的相對安全。正因為保持大陸強國間的均勢關系到其切身利益，因此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及其繼承者都有著強烈動機去阻止任何單一強國取得歐陸霸權，歷史上邊緣地帶強國爭奪歐洲霸權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導性海洋強國對歐陸局勢的不斷干預。由于主導性海洋強國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大陸上的領土擴張，而是保持大陸強國間均勢以防止其核心區域為任何單一強國獨占，因此歷史上的主導性海洋強國與許多大陸強國( 尤其是那些與強鄰接壤的國家) 在維護現狀問題上存在著平行利益。由于大陸國家對區域均勢的敏感度遠高于它們對全球均勢的敏感度，因此歷史上陸海復合型強國的稱霸努力( 這種努力首先改變的就是區域均勢) 總是會遭到某個歷史時期的主導性海洋強國與大陸鄰國的雙重夾擊。邊緣地帶的陸海復合型強國由于其戰略上的實際需求，因而它們在崛起過程中都會進行不同程度的海洋轉型，但歷史上法國和德國進行的這種轉型最終都觸發了歐洲國家體系賴以延續和維持的大均勢機理，并且最終都遭到了失敗。而這點同樣也意味著，由于陸海復合型強國在發展海權時往往要承受陸海兩方面的壓力，因此陸海復合型國家在其崛起過程中進行的海洋轉型及發展海權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應當被置于一種合理的大戰略框架下，唯有如此才能夠有望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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