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次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重新調整劃設戰區成為各界最為關注的熱點之一。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大軍區層面，曾有過三個階段的大變革，每一次變革背后，都關聯著內政、外交的巨大轉折。

1950年2月林彪、鄧子恢、程潛、張難先在中南軍政委員會成立大會上合影

六大軍區體制

“六大軍區體制”正式成型是在1950年2月，分別是東北軍區、華北軍區、華東軍區、中南軍區、西北軍區、西南軍區。“六大軍區”與當時的“六大行政區”高度吻合，之所以如此設置，至少有兩大原因，其一，戰爭尚未結束，軍區與行政區重合、黨政軍一體化，有利于戰爭中的資源調配。其二，可參考學者楊奎松的解讀：

在六大區里，中央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和軍政委員會主席，即黨政軍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司令員都由林彪一人擔任;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都由高崗擔任，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西北軍區司令員都由彭德懷擔任。其他如華東、西南，也基本上是黨政軍一體。

楊奎松認為，對軍事行動及其建政需要的這種遷就，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故國內戰爭結束不久，彭德懷受命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離開了西北地區;劉伯承則主動要求去籌建陸軍大學，離開了西南地區;林彪將原四野主力交給彭德懷帶去了朝鮮，自己以治病為理由去了蘇聯;聶榮臻被任命為代總參謀長，入住中南海，協助軍委處理全軍軍事作戰事務，無暇多顧華北軍區的工作。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又有“五馬進京”——除華北局外，其他五大行政區首腦，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相繼調入中央任職。至1954年底，五大行政區先后撤銷。與之匹配的“六大軍區體制”，也于1955年成為了歷史。

十二大軍區體制

1955年2月，國務院頒布決定，將原來的 6個大軍區，改劃為 12個大軍區，即：沈陽軍區、北京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武漢軍區、昆明軍區、成都軍區、蘭州軍區、新疆軍區、西藏軍區和內蒙古軍區。

時任總參謀長的粟裕，受命主持此次軍區體制改革。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粟裕共提出六種軍區劃分的方案。其中第一種方案——在海陸邊防劃分六個軍區——東北、華北、山東、東南、華南、云貴，為準備戰區，屬于集團軍(實際提升為方面軍級);在內地劃分8個軍區——川康、西藏、新疆、甘青、陜西、河南、湖北、內蒙古，為戰略儲備區，屬于軍級(實際提升為集團軍級)——獲得多數認可。在對內地軍區適當合并后，最終形成了上述12個軍區的劃分。

如此劃分軍區，與中國決定加入冷戰蘇聯陣營，直面原子彈威脅，有很大關系。1954年9月，彭德懷率高級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親身參觀、體驗了原子彈爆炸的威力。1955年1月，芬蘭大使履新，向毛澤東描述美國氫彈的巨大威力，毛澤東強硬回應：“如果再來一次戰爭，就算中國一國傷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死傷人數，那我們還有五億多人。美國想用恐怖嚇倒我們，但是嚇不倒我們。”

2月，粟裕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如此解釋此次軍區劃分：“鑒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在今后戰爭中可能廣泛使用原子武器，當帝國主義者決定發動戰爭時，可能利用其所謂‘原子優勢’采取不宣而戰，對我進行閃擊。為了應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和今后更復雜的戰爭情況，……須以敵人兵力及其可能進攻的方向、地形條件、交通狀況以及我軍的戰略意圖、作戰方向和今后戰爭可能發展的趨勢，作為軍區劃分的主要依據。”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此次改革之后，各大軍區的司令員和政治委員的年齡，幾乎全部集中在40～50歲之間;“少壯派”將領被推上了第一線。

七大軍區的成型

“十二大軍區體制”一直持續到1985年，期間略有變化。1956年，為加強對臺斗爭，增設福州軍區。1967年，鑒于中蘇關系嚴重惡化，內蒙古軍區被降為省軍區，劃入北京軍區。1969年，為便于對西南邊防的資源支持，西藏軍區劃入成都軍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因林彪之死，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一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此后大軍區司令員，不再兼省委書記、也不再兼任“革委會”主任，使地方得以再次軍、政分離。

1985年5月，中國政府決定裁軍100萬。1985年7月，中央軍委決定將11大軍區調整為今天的7大軍區。

那次改革，既有軍區本身的原因，如“現行軍區體制存在的戰役縱深淺、獨立作戰能力弱、機構重疊、后方部署重復等問題”，更與中國外交政策的大轉變密不可分。1984年11月1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座談會上，已宣布裁軍一百萬的決定，并為此闡述了不可能爆發大戰爭的觀點。

次年6月，鄧小平發表談話，明確最高決策層已完成“兩個重要轉變”：一是“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二是放棄反蘇統一戰線，不再在“美中蘇大三角”框架中制定中國的對外政策。有學者認為，“鄧小平這次談話意義重大，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國退出冷戰的一個歷史性的事件。”

來源：《廉政瞭望》　作者：諶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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