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天下秩序觀的建立
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下北京，明朝崇禎皇帝在煤山縊死。吳三桂與清國攝政王多爾袞達成協議，決定迎清兵入關、與李自成軍隊決戰。但李自成軍隊崩潰后，大批清國官員擁戴順治皇帝入北京、即皇帝位，滿人就此入主中原。清帝國的建立，再次擾亂以漢族為中華的舊秩序，沖破了夷狄不能入主中原的種族觀(首次是元朝的建立)。同樣的，對東亞諸國而言，滿族統治下的中國不再是“天下”的代表者，“華夷論”也隨之出現了多元化的各種論述。
為了破除“華夷之辨”的種族藩籬，清帝透過認同儒家文化的行動，強調夷人有德者也可有天命、得天下，論證清政權取代明朝的合法性。 等到滅南明、平三藩、收臺灣后，康熙皇帝改用懷柔手段，招納許多學者士人，發起重編許多儒家經典的文化工程，并趁機修改這些儒家經典的內容，以“外藩”或“藩部”替代“夷狄”的字句，間接達到模糊華夷之分的目的。 除了儒家經典的改寫之外，清政府也注意到史書的編寫，避免在記事上使用蠻夷等字眼。例如，統計《明實錄》與《清實錄》對異民族名詞的使用上，《清實錄》基本上不用“夷狄”、“蠻夷”，避免觸動士人對“華夷之辨”的漢族中心情結。 尤其是乾隆朝調整清帝國對外交涉體制后，也隨即在《四庫全書》與《大清會典》等官方經典調整“夷”的定義，將“四夷”專指未稱臣納貢的洋人或化外之國，并以“中外”取代“華夷”，或將“夷”、“洋”混用，回避漢人對“夷”的多重想象。
在清代前期的幾位皇帝之中，雍正皇帝最為看重“華夷之辨”的經典詮釋，編寫《大義覺迷錄》解釋“華夷之辨”，用以駁斥呂留良對《春秋》“華夷之辨大于君臣之倫”的解釋。 在《大義覺迷錄》里，雍正皇帝特別強調天命與有德之君的關連性，指出清朝君主在血統上雖是“夷”，但在文化上卻認同儒家文化，有能力教化天下百姓，確實為“華”，并將“夷”解釋為不尊王者，淡化“夷夏之防”的種族色彩，進而證明滿人得天命、取天下的正當性。 除了強調清帝得天下的正當性，雍正皇帝還利用儒家經典的“以德服人”、“天命思想”及“王化思想”，駁斥狹隘的種族觀念，試圖將蒙古、西藏、回部等地區收攏入中華世界帝國。 由此可知，對清初諸帝而言，只要用文化來判斷華夏、蠻夷，證明清帝獲天命、成天子、得天下的正當性基礎，便能避開漢人、滿人的種族問題，還能強調君臣之倫大于華夷之辨，擴大皇權的控制范圍，并讓清帝國的邊界變得模糊，華夷之間的標準也不再是絕對的血統論，反而有了伸縮的變動空間，清帝國的“邊界”也變成相對的文化概念，不再是漢族與非漢族的絕對界線。 正因如此，清初諸帝重新建構了“華”、“夷”的判別標準，并借由“賓禮”的朝覲、燕飲、賞賜等儀式，建立以儒家文化為主，并能兼容各部族習慣的多民族帝國。
清代“天下秩序觀”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彈性空間與多元兼容的可能性。與明帝國不同的是，清帝國處理周邊國家或部落的手腕相當靈活。早在金國時期，努爾哈赤與皇太極一直積極拉攏蒙古各部族，對愿意歸降或結盟的蒙古貝勒及其族人給予各種優待條件，并建立蒙古八旗，使滿洲共同體的“我群”(we group)概念相對擴大。 隨后，清政府用武力與恩賞雙管齊下，慢慢收攏了中國周邊的蒙古、西藏、回部、四川番寺、青海番寺等部族，并考慮到蒙古、西藏、回部等部的特殊地位，調整外藩、屬藩、外夷的身分認定，還強調“內外有別”的等差禮秩，回避“華夷之辨”的舊有劃分，如此一來，消解了漢人士大夫對“夷夏之防”的緊張感，也讓蒙古、西藏等部族視為滿洲共同體的一部分，能更有效融入清帝國的統治之下。 再從清政府款待外藩王公、屬藩國王、貢使的方式，可見其格外優待蒙古王公，不但位階比同內親王，高于屬藩國王，并在接待儀節上，也凸顯蒙古王公的身分不同于一般的臣屬，多獲清帝親自舉宴、賜酒、賜座的優遇，甚至用家人禮的形式，表現出皇帝與蒙古王公的擬親屬關系，借以表明滿蒙一家，爭取蒙古王公的支持。
除了外藩諸部能享受特殊待遇之外，清初諸帝對外洋諸國也會考慮敵我力量的強弱，再決定如何處理對方的身分，依其身分來決定款接禮儀。當這些國家弱小，清帝國便要求對方行不對等位階的“朝貢禮”，建立雙方的君臣名分；當這些國家強大，清帝國便采取優待使者、采行對等位階的“客禮”。 因為準噶爾騷擾和中俄邊界問題，康熙中期的對俄政策已有轉變，康熙皇帝與雍正皇帝皆采取對俄親善的政策，視俄國為敵體之國，優待俄國使者，于是變通俄使覲見的儀式，如俄國國書不再放在黃案上進呈，而由雍正皇帝親接國書。 由此可知，康熙、雍正皇帝視俄國為“與國”，并透過理藩院與俄國樞密院交涉，回避中國皇帝與俄國沙皇的位階問題，與之訂約互市，讓俄國不再支持準噶爾。 準噶爾澈底平定后，乾隆皇帝重新調整對俄關系，要求俄國應遵守“朝貢禮”的規范，并透過關閉邊市，迫使俄國簽訂新的《恰克圖條約附款》， 堅持中國尊于俄國，不再允許俄國的正式使團赴京談判，甚至銷毀了雍正朝兩次遣使俄國報聘的官方紀錄，掩蓋康熙、雍正皇帝曾視俄國為敵體，待以客禮的事實。
從乾隆朝對俄政策的轉變，可知清政府不再承認有“與國”的存在，也摒棄了講求對等位階的“客禮”，不再是“客禮”與“朝貢禮”并存的彈性路線。當有外洋國家遣使來華，清政府便采取“朝貢禮”的方案，要求這些國家進表文、貢方物，將其使者視為貢使，試著讓這些國家接受“朝貢國”的政治身分，成為清朝皇帝的“外臣”。但當清政府鞭長莫及、無法強迫這些外洋國家稱臣、進表、納貢時，便將這些國家視為不受天子教化的“外夷”，斷絕與這些國家的政治關系，不再設法將之變為屬藩，只允許通商關系，將之歸入“互市國”的行列，并借互市制度，作為“朝貢禮”的補充方案，回避外洋諸國是否稱臣的難題，為不受 “賓禮”約束的國家，預留轉圜的空間， 這樣便不須改動賓禮體制，也將外洋之國歸入“天下秩序”之中，解決了“天下秩序”在實施上的缺憾。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將重建“朝貢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