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轉型與當代中國的道德重建

恐怕沒有人對當代中國社會的道德倫理狀況表示滿意，不論是最狹窄、也最親密的家庭倫理，還是居于中間層面的職業倫理，抑或包括政治在內的與公共生活相關的公共倫理。事實上，很多人相信，我們恐怕生活在相當嚴重的道德荒漠、倫理真空的狀態。商人之欺詐、醫生之墮落、官員之貪腐，在在可以說明這一點。當然，“剝極而復”，不少人已經形成了改變這種狀況的意識。具有這種道德倫理重建意識的人們立刻聯想到了古老的儒家，因為在傳統中國，社會道德倫理教化的主要力量就是儒家——盡管在現代這一事實給儒家招來了批評。但今天我們要嚴肅應對的其實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儒家能夠對中國社會的道德倫理重建發揮正面作用嗎？

儒家經典的道德教化形態

在西方，道德倫理教化借助組織化的教會體系進行。儒家即便可被當成宗教對待，它也只是美籍學者楊慶所說的“分散型宗教”，不存在一個有形的宗教組織體系。在儒家那里，哲學與宗教是合一的，兩者結合于儒者共同體的知識與道德實踐活動中。學識程度不等的儒生承擔著對社會進行倫理教化的職能——或者更具體地說，他們是社會進行自我倫理教化的助推器。

雖然儒家沒有教會組織體系，但從漢代以來，儒家逐漸改造了社會，也構造了其發揮教化功能的至少三種世俗的社會文化制度：

第一，在最普通也最普遍的層面上是家庭、家族組織。接受過儒家教育的人士作為父親、兒子、兄弟，遵循儒家禮儀規范，積累而成儒家化的習俗、禮俗，維持著社會的基礎性秩序，并在家族內部提供公共品。

第二，同樣是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在家族之外也創造出種種社會組織，包括慈善公益組織、同業公會組織（盡管他們經常依賴民間信仰保持其凝聚力）。這些組織在陌生人中間提供某些公共品，并維系著家族之外的倫理秩序。

第三，士人通過講學、以文會友，借助師生、同門、同年、同鄉等復雜交往形態，形成一個一個具有較強凝聚力的士人共同體，這種士人共同體的覆蓋范圍有時非常廣泛，甚至形成全國性共同體。在此共同體內，具有較高儒家知識水準的士人與承擔公共管理職能的官員相互激勵，維持精英群體內部的倫理規范。這個共同體的道德自覺，也是公共生活保持良好秩序的前提。

最后一個對于社會的教化體系是最為重要的。這與儒家道德倫理論說的內在邏輯有關。孟子斷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比寮蚁嘈?，良心、道德感內在于人性之中，凡是人都具有“善端”、“善根”，或者說善的潛能、可能性、內在傾向。所以儒家樂觀地相信，“人皆可以為堯舜”。這里蘊含著偉大的平等思想。

但孟子那段話最后一個關鍵字“思”卻引出一個大問題。所有人固然皆有善的可能性，但在現實中，并不是所有人的善行相等。孟子的解釋是：因為不同的人的“思”的能力不同。孟子接下來說：“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大人、小人或者君子、小人之分，也就因此而產生，《孟子·告子章句上》有一段對話：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p>

因此，盡管人皆可以成堯舜，百姓于日用而不覺之中的行為依然可以是善的；但他們也完全有可能蔽于物欲，隨波逐流，作惡（至少是不行善）而不知。如果人們普遍處于這種自然狀態，社會風俗就會趨向敗壞。道德倫理維持不墜，乃至向上的唯一動力是君子的自覺。依賴這種道德感的自覺，依賴具有“思”的能力的人對此能力的充分運用，克服物欲之蔽，君子將真正地向著堯舜的模范逼近。所謂君子，就是在較高程度上自覺地實踐人性內在之善的人。

但是，君子個人的良心自覺與道德實踐又如何能夠改變風俗呢？《大學》提出了一個風俗變化、制度變遷的理論模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格物，就是感通于物，為家國、天下的狀況，尤其是其間的人的狀況憂慮，而發憤有所作為。此作為的第一步就是致知，即孟子所說的“思”。由此君子首先致力于個體之誠意、正心與修身，隨后，致力于影響家庭、家族、社區中的熟人，改善熟人社會的倫理秩序；由此也可以更進一步，通過講學、為官等方式影響到陌生人，所謂治國平天下——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國治、天下平。

由此可以看出，學術與“士氣”的振興是儒家人物提振道德、重建倫理、變化風俗、再造合理人間秩序的關鍵。曾文正公清楚地論說過這樣一個過程：“風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p>

這不只是理論上的模型，歷史上曾周期性出現過這樣的事件：梁啟超先生在《新民說·論私德》篇中引顧亭林之歷史論斷說，東漢、宋代、明末的世風最美，就是因為這三個時代的士氣最盛，士氣則源于學術的自覺。比如，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激勵了一代士人；王陽明開創講學之風，促使士人相互激勵，尤其是向普通民眾講學。值得重視的是，宋明儒向下努力，致力于社會重建，今天人們熟悉的傳統社會的種種自治制度，均成形于此時代。

清末同樣出現過一次士人重振道德倫理的運動，它是由曾文正公發動的。文正公弟子黎庶昌曾這樣描述：道光末年，風氣敗壞頹放到了極點，“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士從而與之游，稍稍得聞往圣昔賢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極一時英雋，朝夕論思，久之窺其本末，推闡智慮，各自發攄，風氣至為一變！”正是經由這一道德自覺，才部分地改變了滿清野蠻統治導致的全社會深度腐敗局面，自強運動、戊戌變法、乃至于后來的新政和立憲運動正是在這一道德基礎上才得以展開。如果沒有這場道德自覺，以乾嘉間那種腐爛無力的士氣是不可能有這些突破性的現代化努力的。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儒家能夠對中國社會的道德倫理重建發揮正面作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