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今天，“一帶一路”戰略為我們展現了一個宏闊視野。在這一視野之中審視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眾多穆斯林人口多數國家的關系，關注這一戰略與中國伊斯蘭教發展之間的密切關聯、關注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兩千多萬人口在這一戰略推進過程中所肩負的重大歷史使命，已經成為一項緊要的任務。回顧歷史，我們看到，正是陸地和海上雙重絲綢之路的架設，為今天的中國與眾多以穆斯林人口為多數的伊斯蘭國家建立起了溝通的紐帶。這些遍布“一帶一路”沿線的中國伊斯蘭教遺跡，既是歷史上中外交流的證據，更是實現今日之互聯互通的基礎。
注釋：
[1] 【俄】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別夫佐夫，《別夫佐夫探險記》，第74—75頁， 佟玉泉、佟松柏譯 ,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2] 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 Vol. II, Le Turkestan et le Tibet, Paris, 1898, pp.76-8，轉引自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第8-84頁，章瑩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
[3] M. Aurel Stein,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pp.345-349, London, 1903; 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記》，第80頁，柳洪亮譯, 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4] 【日】佐口透，《新疆穆斯林研究》，第83頁，章瑩譯，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李進新，《新疆宗教演變史》，第201-21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陳慧生等，《中國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史》（上），第79頁，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韓中義，《西域蘇非主義研究》，第35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8] 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9] 分別參見陳澤弘，“廣州懷圣寺光塔建造年代考”，《嶺南文史》，2002年2第4期；及廖大珂，“廣州懷圣塔建筑年代考”，《南洋問題研究》，1990年第1期。
[10] 林翠如、莊景輝，“泉州伊斯蘭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考”，《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1] 林翠如、莊景輝，“泉州伊斯蘭教圣墓年代及其墓主人身份考”，《海交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2] 李興華，“泉州伊斯蘭教研究”，《回族研究》，2010年第2期。
[13] 李興華等著，《中國伊斯蘭教史》，第116-12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14] 李興華，“廣州伊斯蘭教研究”（上），《回族研究》，2011年第1期。
[15] 李興華，“泉州伊斯蘭教研究”，《回族研究》，2010年第2期。
文/王宇潔 本文原發表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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