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麥金德的理論引起人們對陸權的關注，但是它也誤導了后世對俄國陸權戰略的評價，因為人們總是用麥氏的標準來評價俄國的陸權戰略。在他們看來，雖然西伯利亞大鐵路幫助俄國控制了世界島，卻沒有幫助俄國控制全世界，因此它是失敗的。然而，俄國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初衷并不是要控制全世界，而是要加強運兵的能力，防止英國從遠東和中亞入侵，并幫助它繼續擴大陸上版圖。

麥金德理論中的“核心地段”

從長期來看，西伯利亞大鐵路修建的結果是，迄今為止沒有他國入侵遠東和西伯利亞或肢解俄國。十月革命以后，西伯利亞大鐵路在內戰中成為蘇俄紅軍打敗白匪的重要工具。這條鐵路支持的工業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能打敗德國的基礎，更保障了在德國全面進攻蘇聯時從東部運兵支援以及把遷往西伯利亞的兵工廠生產的武器運往歐洲前線。在冷戰時代和后冷戰時期，這條鐵路一直被用來布置移動的車載陸基核導彈以保持對美國的核威懾。按俄國人自己的初衷評判，這個陸權戰略在很大程度上毋寧說是成功的。

巴格達鐵路

德國最初設想修建巴格達鐵路時也曾注重經濟因素。19世紀80年代德國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導致對金屬、礦藏以及食品需求的快速增長。而奧斯曼帝國擁有現代工業亟需的鉛、鋅、銅、鉻、褐煤以及石油。但是，真正使威廉二世決定上馬這條鐵路的卻是地緣政治。他即位后一改俾斯麥重視歐洲勢力均衡的地區安全政策，提出具有進攻性的“世界政策”，追求與德國日益上升的國力相稱的國際地位。巴格達鐵路是德國作為后起的帝國參與解決由于奧斯曼帝國日漸衰落帶來的“東方問題”，爭奪新的勢力范圍的重要步驟。

然而要正確地評估巴格達鐵路的戰略意義，我們必須把它置于德國的整體戰略視野內，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德國以巴格達鐵路為基礎的陸權戰略與其海權戰略相比處于次要地位。

德國的世界政策追求的也是海陸并舉戰略。如果說巴格達鐵路代表的是其陸權戰略，戰列艦隊的建設則代表德國的海權戰略。

巴格達鐵路

當時的海軍元帥蒂爾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提出著名的“風險理論”，即只要德國艦隊大到使英國海軍即使能戰勝它，造成的損失也使得英國無法再與另外兩大對手法國和俄國作戰，英國就不會冒險與德國開戰并會對德國在國際政治和殖民地問題上讓步。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德國采取了一個激進的海軍擴張計劃。

當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日增，特別是歐洲列強從1896年開始在經濟上圍堵德國之后，德國開始通過建設巴格達鐵路發展陸權。它看中的是這條經過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鐵路對德國與英國和俄國爭奪歐亞大陸時的軍事意義。一旦歐洲大國之間的戰爭爆發，奧匈帝國可以在東邊幫助德國減輕俄國的壓力，而奧斯曼帝國的地理位置既能威脅俄國薄弱的腹地高加索地區，又能威脅大英帝國的咽喉要道——埃及和蘇伊士運河。要想使奧斯曼帝國發揮這一作用，前提條件是有一條通往近東的鐵路干線來強化它對其邊緣地帶的控制。[21]德國企圖通過經過現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拉克區域的鐵路來打通去波斯灣的通道從而威脅英國在印度的利益，同時繞道進入紅海地區，幫助德國運兵到蘇伊士運河附近，以己之強攻敵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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