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我在本文提出的有關中國通過“內亞”與“外亞”的連接來建立亞洲新秩序或世界體系的新視野，其實與今天一些中國學者恢復天下體系的倡議有異曲同工之處。王銘銘最近提出“三圈說”——核心圈、中間圈及外圈——刻意去打造有別于西方世界體系的，基于中國天下文明的“本土世界體系”。三圈里的每一個圈都是超社會的，相互又有重疊。[28]與其觀點所不同的是，我的這項主張是傳統天下體系和當下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必要結合，而不是相互取代。同時我主張的新秩序或體系不能只是文化和經濟相互交往滲透，它還應是一個道德體系，如同一個像東南亞“星系政體”（galacticpolity）一樣的向心制度[29]。一個“星系政體”由一個中心和圍繞旋轉的衛星國或屬國組成，而后者可能對其他中心也有附屬關系。星系政體中的政治權力不是通過霸道地對邊緣領土的控制來實現的，而是通過道德權威和聲譽的累積來獲得邊緣的欽慕和尊重。
總之，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及其成功要求一個全新的亞洲秩序或世界體系的建立。我在本文中建議將中國與亞洲的兩元關系轉變為中國、中國內亞和外亞的三元結構。在這個新秩序中，我提議將“內亞”打造為中國通往“外亞”的橋梁。“外亞”這個元地理概念的提出并非意圖將其看作是中國的邊緣，從而有恢復傳統的朝貢制之嫌。相反，其名稱來自中亞或內亞的傳統“地理身體”語言，內與外之間有界限，但沒有中心或上下等級。然而，我賦予作為邊疆的內亞更多的傳統含義，與中心共同組成中國國內的天下體系。這兩者不是零和關系，而是在“主體間”的相互承認和信任。中國中心對內亞邊疆的政治信任是對其“主體性”的肯定，這將贏得內亞更多的向化來承認并肯定中心的“主體性”。進一步而言，由于內亞與外亞的有機聯系，如果中國中心對其內亞邊疆的“主體性”予以承認，并在政治上給予充分信任，那么外亞各國及其民眾將不再有“恐華”的理由——對其有領土主張，或是謀圖恢復或建立朝貢制，認為中國是導致其喪失自我的危險誘惑。換句話說，中國對內和對外的總體實力，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不是建立在消滅內亞族性和文化的不同，而是在承認并尊重多元的基礎上。在相互“主體間”建立的價值體系所追求的或導致的一定是真正的和平。這樣一來，中國或可真正成為中心，吸引并獲得外亞的尊重，從而達到“四海無虞”之境界。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第4月刊 作者：烏·額·寶力格 (Uradyn E. Bulag) / 劍橋大學考古學人類學系，田甜 石含笑 譯
[1] Martin W. Lewis & K?renE. Wigen ,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2] Andre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Metropolitan Books, 2002.
[4] Sally N. Cummings,“Eurasian Bridge or Murky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 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unistStudies & Transition Politics, Vol.19 (2003).
[5]H. J. Mackinder, “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No. 4 (1904)
[6] Emily Mart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Immunology:The Body as Nation State.”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4 (1990).
[7]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Violence. London: Routledge,1985.
[8]高全喜：《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2011年9月，《環球法律評論》特刊主題“清帝遜位詔書的法律意義”。
[9] [10]William Connolly 1991. Identity/Difference: DemocraticNegotiations of Political Paradox.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64，p.167.
[11]黃克武：《民族主義的再發現: 抗戰時期中國朝野對“中華民族”的討論》，載《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2] John Fitzgerald, “The Nationless State: The Search for a N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3（1995）
[13] Ernest Gellner ，Nations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
[14]蘇秉琦：《滿天星斗：蘇秉琦論遠古中國》，趙汀陽、王星編，中信出版社2016版。
[15]David Lowenthal ,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16]易華, 《青銅時代世界體系中的中國》,載《全球史評論》第五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2012年版。
[17]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載《費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詞句的《義勇軍進行曲》晚至2004年才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全體代表審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被首次正式定為國歌，賦予與國旗、國徽同樣的憲法地位。但是，現行憲法中還沒有與國家對應的統一民族概念。
[19]Karl A. Wittfogel & Feng Chia-s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Macmillan，1949
[20]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遠流出版2014年版。
[21]黃達遠：《邊疆、民族與國家:對拉鐵摩爾“中國邊疆觀”的思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袁劍：《邊疆的背影：拉鐵摩爾與中國學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22]烏·額·寶力格,：《拉鐵摩爾、中國人類學與其“帝國轉向”》，載《中國人類學評論》2011年第19輯。
[23]趙汀陽：《惠此中國: 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24]杉山正明 ：《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2013）、《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2014），《游牧民的世界史》（2014），《蒙古顛覆世界史》（2016）。岡田英弘 《世界史的誕生： 蒙古帝國的文明意義》（2016）。
[25]參見我對這些有關蒙古世界帝國的日本著作的評論：烏·額·寶力格 ，《“實際存在的”與“存在主義的”蒙古史》，載《讀書》 2017年第3期。
[26]關于此觀點最新的權威思考參見楊圣敏 ：《多元一體：中國民族關系的歷史傳統》,載《光明日報》，2017年02月26日07版。http://news.gmw.cn/2017-02/26/content_23824227.htm
[27]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
[28]王銘銘:《三圈說：另一種世界觀，另一種社會科學》，載《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1期。
[29] Stanley J. Tambiah, “The galactic polity in Southeast Asia.” In his Culture, thought, and social a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