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期，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持續升級——中美在聯合國決定制裁北朝鮮；中國決定暫停進口朝鮮原產煤炭；“薩德危機”；4月9日美軍的航母戰斗群駛向朝鮮。備受爭議的新任美國總統特朗普還公開表態：無論中國幫不幫忙，他都會解決朝鮮問題。朝鮮半島似乎正在走向戰爭邊緣。

本文作者回顧了14-20世紀朝鮮王朝外交政策與中朝宗藩關系的變化，進而指出北朝鮮擁核的風險，讓韓美軍事同盟伴隨蘇聯解體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但沒有結束，反而超出了朝鮮半島的攻守范疇，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此背景下，美中俄日都不愿意看到南北韓沖突或和平統一，否則美國勢力將退出亞洲，亞洲權力格局也會失去平衡。由此為我們認識朝鮮半島的局勢走向提供了一個重要參照，特此刊發。

在講求利益的國際政治中，有“弱國無外交”之說法。但在國際關系史上，以小搏大的事例卻比比皆是，不勝枚舉。二戰結束后，受惠于美蘇冷戰的對抗、聯合國的一國一票制度及新媒體產業發達等原因，小國獲得參與國際外交舞臺的權力，也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不得不拉攏這些小國，與之合作，方能保住國際外交舞臺的控制權，甚至有時小國舉措得當，反制大國。冷戰結束后，現今國際社會由兩極格局轉向由諸個國家組成的多邊外交關系，并隨著全球化的實現，陸續衍生如環境保護、國際貿易、核擴散、反恐戰爭等全球性的問題，使這些國家各自因其關心的議題而組成不同的利益集團，互相合作又互相對抗，無形中提升了小國的影響力，使國際社會成為權力平衡的均勢局面。諸小國雖力不如人，卻可聯合起來，用投票掣肘大國的行動，或利用媒體的廣泛影響，向國際社會聲討大國的不正行為，而大國必須與小國合作，或交換利益，否則很容易失去了國際局勢的操控權。

相對于現代國際法秩序體系的小國外交之優勢，過去在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天下秩序”中，小國外交只能說是自保之道，并采取事大主義，向中國皇帝稱臣納貢，獻表輸誠，換取中國的政治支持與經濟資源。在傳統“天下秩序”中，中國最重視也最長久的屬國，乃掌控朝鮮半島的新羅、高麗、朝鮮等政權。本文以14-20世紀朝鮮王朝外交政策與中朝宗藩關系的變化，說明小國外交在傳統“天下秩序”體系中的優勢與困境，并探討傳統“天下秩序”體系崩潰后，朝鮮半島的南北韓政權如何應對日、俄、中、美等國的干預，進而分析小國外交在全球化國際體系內的發展問題及其亞洲權力格局之變化。

▍14-19世紀前期中朝宗藩關系的發展

11-14世紀，朝鮮半島的高麗王朝面對中國遼、宋、金、元政權的軍事壓力，不得不接受其冊封，成為中國的屬國。其中以蒙古人統治的元帝國，控制高麗最甚，高麗君臣敢怒不敢言，屢思擺脫。元明易代以后，高麗內部形成親明、親元的兩股勢力，并先后接受明朝與北元的冊封，形成“兩端外交”之局。隨后，明太祖要求高麗歸還鐵嶺以北的土地，高麗不愿歸還這些新征服的土地，決定對明朝開戰，出兵遼東。沒想到高麗負責領兵的將領李成桂竟調轉軍隊，返回高麗首都開城，并標榜親明事大的口號，放逐辛禑王與親元勢力，又暗殺鄭夢周等人，逼恭讓王禪位，自立為王，遣使赴明，希望得到明朝的冊封。

為了證明易姓革命的正當性，李成桂推動儒教政治，宣揚“親明事大”的外交政策，并遣使獻表，請明太祖朱元璋賜新國號，希望與明帝國建立宗藩關系。明太祖朱元璋定其國號為朝鮮，期盼朝鮮能像箕子屏藩周王室一樣，屏護明帝國，如此一來確定了朝鮮王朝的正當性，也確立了明帝國與朝鮮王朝的君臣名分與宗藩關系。因此，朝鮮視明帝國為上國，向明朝皇帝朝覲進貢，執以臣下之禮。然而，這不代表朝鮮完全視中國為天下的中心，仍保有以本國為中心的天下觀，但因李成桂以“華夷之辨”與“親明事大”，作為自己發動兵變的大義名分，使朝鮮王朝的政權正當性基礎緊緊與明帝國綁在一起。

1592年，日本豐臣秀吉派兵20萬，渡海攻擊朝鮮。日軍所到之處無不披靡，朝鮮宣祖李昖向明朝請援。明朝萬歷皇帝朱翊鈞考慮明朝國防安全，“是朝鮮為我中國必不可失之藩籬也”，決定出兵援朝，并投入很大的兵力、物力，支持朝鮮軍隊絕地反攻。直到1598年9月豐臣秀吉突然病逝，德川家康掌握實權，日軍倉促撤退。至此，朝鮮國土完全收復。明、日、朝三國在朝鮮半島的戰爭，沒有人是最后贏家。七年抗倭戰爭的軍費支出，讓明朝元氣大傷，也讓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崩潰，德川家康得以奪權，更嚴重破壞朝鮮經濟，無法恢復元氣，尤其是朝鮮宣祖李昖大失民心，只好分出部分王權給王世子光海君，讓朝鮮黨爭問題更加尖銳。

1608年，光海君李琿即位，致力與日本恢復交鄰關系，并與努爾哈赤等女真部落互市通商，讓朝鮮軍民休養生息。但努爾哈赤建立金國，等于挑戰明朝權威。明朝要求朝鮮出兵，共同討伐金國。為了不被拖入明金兩國的沖突之中，光海君實行“兩端外交”，欲在明朝與金國之間游走、漁利。然而，這一政策不但得罪了明朝與金國，也讓光海君聲名狼藉，遭到朝鮮士人的聲討，所以西人黨發動政變，罷黜光海君，擁立綾陽君李倧，史稱“仁祖反正”。由此可知，“事大”本為朝鮮的自我保護手段，但從光海君“兩端外交”的失敗，可知朝鮮事大主義趨于理念化，竟無視明、金、朝三方關系，不但埋下兩次虜亂的隱患，也埋下了后來200年朋黨政治的惡果。

為了證明政變篡位是撥亂反正之舉，仁祖李倧全盤否定“兩端外交”政策，還刻意向明朝示好，使金國決心攻擊朝鮮，避免腹背受敵，遂埋下后來“丁卯虜亂”與“丙子虜亂”的隱患。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清。借朝鮮未遣使來賀、等于破盟為由，皇太極親征朝鮮，一路勢如破竹，甚至攻下江華島，仁祖李倧只好投降，與清國締結三田渡之盟，承認清國的宗主權，王世子與大君入質清國，并與明朝斷絕往來，不得私通明朝，否則清國將行廢黜、改立質子。

朝鮮投降清國后，朝鮮各黨派的事大政策出現分歧，分成尊崇明朝與接受現況的兩種意見，呈現出“名分”與“現實”的沖突，而這樣的價值沖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朝鮮王朝后期的政治文化。朝鮮王朝的正當性基礎乃明朝皇帝的冊封。仁祖李倧棄明投清之舉，讓朝鮮王朝的政治定位與自我認同變得混亂。所以，朝鮮表面上尊崇清國，但私下仍潛通明朝，清國也一直提防朝鮮，屢命其出兵助餉。直到清軍入關后，清政府不再需要朝鮮作為補給基地，逐漸放寬對朝鮮監督，朝鮮君臣才能重新建構朝鮮的正當性基礎，強化與前明的精神紐帶。

1649年，朝鮮孝宗即位，并因其在清國八年的質子經驗，怨恨清國，積極謀劃反清北伐的事業。清政府卻探查到朝鮮君臣的北伐計劃，遣使責問孝宗，孝宗只好作罷，郁郁寡歡，壯志未酬而薨。繼位的顯宗、肅宗同樣不敢反抗清帝國，并在康熙皇帝收回臺灣后，意識到“反清復明”已是不可能的任務，再加上后來繼位的朝鮮國王多困于朝鮮兩班貴族的黨爭沖突與經濟特權，所以在政治上更加靠攏清帝國，使中朝兩國很快重回宗藩關系的正常發展軌道上。

朝鮮燕行時節出使北京的旅程路線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中朝宗藩關系實不同于明代中朝宗藩關系，最明顯的差異在于朝鮮只認同清帝國是“大國”，而非“天朝”，并視清帝國為“猾夏蠻夷”，在文化上否定清政權的合法性，自視為“小中華”。由此可知，朝鮮雖在政治上接受清帝國，但其事大政策卻是政治與文化各自分立，“一邊事之以上國，一邊畜之以夷狄”，形成朝鮮對華觀的兩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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