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徹底解決掉西突厥之后，660年，唐高宗開始大舉援助正岌岌可危的新羅。讓高句麗百濟一方沒有想到的是，唐軍這次放棄了從遼東正面戰場進攻高句麗的傳統打法，而是派出了13萬水軍渡海出征，首次開辟出了南方戰線。值得一說的是，唐軍這次的遠征軍主帥是剛從西突厥戰場上載譽歸來的蘇定方。

百濟一開始還以為唐軍是想搞 “仁川登陸戰”（沒錯，和麥克阿瑟想到了一塊），而后從背后直撲高句麗，因此也沒太放在心上。但誰知道唐軍在與新羅水軍會師之后，卻首先開始對百濟都城進行了閃電戰，只用了幾個月，便滅掉了百濟，這個建國近七百年的古國還沒想明白就亡了國。

滅掉百濟的次年，唐高宗便開始從南北兩線對高句麗用兵。此時唐朝的戰略形勢，已從幾年前的惡劣狀況轉換為前所未有之好。但沒有想到的是，唐軍在北方遭到了高句麗的激烈抵抗，先勝后敗；南線更是出了意外狀況，唐軍被百濟的復國游擊隊牽制得疲于奔命，夾攻高句麗的戰略任務幾是一句空話。反而是新羅，成為了最大的贏家，一邊搶著占百濟的地盤，一邊出工不出力地履行著唐朝盟友的責任。

讓唐高宗政府更為焦慮的是，此時，一個全新的危險敵人——日本也介入了進來。“大化革新”之后的日本和“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一樣躍躍欲試，同樣試圖在朝鮮打出局面。663年，日本出兵朝鮮，旨在援助百濟復國。所幸，在那場歷史性的“白江口海戰”中，“唐新聯軍”大敗日本與百濟復國軍，徹底粉碎了日本試圖進入朝鮮半島的第一次努力，而日本“大化革新”的強國夢在此一戰之后便煙消云散。同時，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對外海戰，也是中日歷史上的第一次交鋒。

日軍慘敗之后，百濟的余部也迅速潰散，朝鮮半島的南線終于穩定了下來。

徹底解決高句麗問題的時機終于來到了。公元666年，大唐的“老朋友”淵蓋蘇文去世了，之后高句麗便發生了內亂。唐高宗自然沒有放棄這次中原王朝等了幾十年的良機，用《爭霸東北亞》一書中的說法就是，啟動了“一場北線主攻，南線策應，動用近50萬兵力的多國聯合的大會戰”。為保萬全，此戰的主帥是大唐宿將李績，年輕一代則有薛仁貴。

不過，高句麗的確是百戰之邦，這場壓倒性的戰爭竟然還是打了一年多，公元668年，唐軍最終攻破了高句麗首都平壤，立國700多年（公元前37年）的高句麗就此亡國。值得強調的是，唐高宗打贏的遠遠不僅僅是一場“朝鮮戰爭”，也是一場“東北亞戰爭”，更是一場那個時代牽涉面最為廣泛的“世界大戰”。

為絕后患，唐高宗還啟動了那個時代規模最為浩大的民族千里大遷徙。在武裝押運下，唐軍將高句麗所有的王公大臣和上層階級，以及數萬戶、大約20多萬高句麗居民，全部遷往江淮一帶，當然，現在早已沒有了“高句麗族”，但現在所謂的江南美女江南才子們可能就混了不少高句麗的血。

從公元598年隋文帝時代的第一次出征，一直到668年，隋唐兩朝、四代帝王整整花了七十年的時間，終于徹底解決了這個讓中原王朝“魂牽夢縈”的高句麗問題。

此后，經過新羅與唐朝的幾番激烈博弈，基本形成了新羅占領百濟故地、統一了大半個朝鮮半島，大唐占領高句麗故地的戰后“瓜分格局”。正如《東亞世界形成史論》所說，唐朝默認新羅統一朝鮮的根本原因是國際戰略，新羅臣服于唐朝，不像高句麗那樣挑戰唐朝的領導地位，“雙方在國際戰略層次上達成了一致”。

在這個大唐國際秩序最終形成的歷史性時刻，務請注意，是唐高宗李治，而不是隋文帝、唐太宗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事實上，在整個大唐時代，最大的疆域就形成于唐高宗手中（可參看中國歷史地圖中著名的“總章二年疆域圖”），更準確的說，就是唐高宗滅掉高句麗之后那年。

說到這里，我們必須回到之前的一個問題，唐高宗真的是我們認為的素以懦弱窩囊著稱的皇帝么？從武功來看，唐高宗時代絕不會亞于唐太宗時代：平滅西突厥，徹底解決突厥問題；征服高句麗；擊敗日本。如此赫赫武功，又是中國歷史上其他哪個號稱懦弱窩囊的皇帝可以完成的？

對此，孟憲實先生在《唐高宗的真相》一書中已為李治作了相當詳實的翻案。李治的“被懦弱化”更多是后世儒臣和史家的刻意為之，他們無法容忍一個“放縱”老婆成為女皇的男人成為一代名君，或者說，在傳統價值觀之下，哪怕皇帝歷史性地平定高句麗，重整了東亞世界，都還是彌補不了“放縱后宮干政”這個名教污點。

這難道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

本文節選自《此史有關風與月》，張明揚/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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