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邊疆中國

1949年以后，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族共和”變成了民族區域自治，但從根本上，中國仍未走出“邊疆中國”。

在劉曉原看來，無論中外，中國現代史都長期缺乏對“邊疆”主題的研究，中國學者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的大一統如何被帝國主義破壞，如何喪失土地，是一種“失地學派”。而西方學者則把清王朝與帝國主義聯系起來，從帝國角度研究民族沖突，是一種“帝國學派”。

但這些學術作品，并未對中國邊疆的地位、屬性，以及作為邊疆國家的中國有更多思考。

在歷史上，中國一直具有“邊疆國家”特征，歐文·拉鐵摩爾概括道，中國歷史的邊疆特征，要么是邊疆及以外的王朝向內運動，實現對中國的全面控制；要么是建立于中國的王朝向外運動，取得對邊疆甚至更遠地區的控制。

所以中國從來不存在“自古以來”，相反，自古以來，中國的邊疆都處于變化的過程，并且成為漢族與非漢民族之間的交往或隔離、同化或抵抗、戰爭與和平的歷史過程。

美國在1890年宣布了“開拓者邊疆”的終結，距離美國建國100年以后。而中國的邊疆變化，則到如今，仍未最終結束。

辛亥革命以后，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身分在1912年元旦致詞中宣示：

“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用宣稱民族統一，以及立法的方式界定疆域范圍，是中國歷史上的首創，而從此，中國也進入了新的政治進程。如上所述，“五族共和”在后來的實踐中并未真正發生。中國到目前為止，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切實的多民族共同體，而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基本上是一個被國族化的漢族群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族群政治并未宣告“歷史的終結”，而是以一種不一樣的方式，從民國到如今，繼續延續著。

共產主義者在1920年代以后登上歷史舞臺，按照意識形態，他們本不應成為民族主義者，而是在全世界范圍之內開展階級斗爭，超越國境，超越民族。在其創始之初，中共是共產國際的分支，是蘇俄謀華的一步棋子。劉曉原分析，在那時候，“共產主義者信奉列寧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觀點，倡導蒙古、西藏與新疆等地邊疆人民的民族自決。”而這也被認為是針砭中國頑疾、回生中華民族的良方。

是毛澤東的革命策略，導致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自然而然引領了中共的本土化。到抗日戰爭時期時，民族主義不再是共產黨人批判的資產階級陷阱，而是要與國民黨競爭取得民心的旗幟。

也因此，毛澤東在1935年曾公開對內蒙古宣稱，“內蒙古民族可以隨心所欲的組織起來。總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但到了1938年，毛澤東則在《論新階級》中提出，“允許蒙、回、藏、苗、瑤各民族面已有平等權利在共同抗日原則之下，有自己管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

新的表述里，民族自治，取代了民族自決。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讓這一政策主張延續下去，至此以后，中國領土屬性的現代化與中國國家的民族化，仍在進程之中，并且比之于積貧積弱、處于動蕩世界中的民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境遇好得太多。

在1949年后的兩年中，無論是政治還是領土，中華民族都實現了對中國東、南各省以及西、北邊疆的全面覆蓋。劉曉原評論道，“中國共產黨由此完成了國民黨所未能做到的使中國從政黨觀念，向民族實體的擴展，由此繼國民黨打造黨國之后，完成了黨族的構建。”

內蒙的自治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成功經驗，亦即“容忍一個邊疆民族在某種程度上的特殊化，其實可以促進它與中國內地政治同質化的重大進展。”

于是，在1949年的中國人民協商會議中產生的《共同綱領》“代憲法”，宣布民族區域自治作為重大國策。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引入，也導致了中央政府對國內各少數民族進行識別確認，最終確定了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民族。

在直接的政治結果中，55個少數民族的確認，“有助于淡化諸如內蒙、新疆、西藏這樣的邊疆民族區域的特殊性”。

蘇聯領導人后來認為中共領導人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民族主義者，這基本是不錯的。中共領袖和其敵對的國民黨前任，在邊疆問題上沒有更大的差別，而是同樣決心繼承清王朝的遺產。

民族區域自治是逐步實施的——在1949年以后的5年里，內蒙古是一個自治區，新疆是一個省，西藏是一個“地方”。到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建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勝利了”。

但這一制度并未更長久的堅持，因為社會主義改造，是社會主義中國不可回避的宏偉目標。而這也導致，邊疆中國的實質，并未得到改善。

劉曉原分析道，這種民族區域自治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仍然存在三個尚待解決的難題。

邊疆民族其實大大迥異于內地省份聚居的固有民族，這種特殊性并不會因為它們都被稱為“少數民族”而消滅。而區域自治取代民族自決，實際上是中央集權對于邊疆分離主義的克服，但是否能取得各方的認可，則是未解的難題。最后，社會主義改造的最終目標，使得邊疆與內地都最終實現政治同質化，這注定導致原本邊疆與內地合作的氣氛變得緊張劇烈。

文革期間，這種沖突變得更加劇烈。而拉鐵摩爾對于中國是“邊疆中國”的論斷，則仍然成立。只是在新的民族國家的邊界之內，邊疆政治的爭執以新的方式延續。迄今為止，民族邊疆與中國內地被一種超民族的政治理念和社會主義捆綁在一起，但反應的主要是中國內地漢族的政治意志。

也因此，盡管1949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自己的國際邊界，“然而，在過了一個甲子之后，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邊疆狀態依然在延續。”

劉曉原在本書終結處，并未給出如何走出邊疆中國的方式和時間，而只是給出了美國的經驗，美國用了近120年才結束自己的邊疆狀態，變成一個整合的國家，是人民共和國的兩倍時長。

至少現在看上去，邊疆中國，仍然走不出這幅員遼闊的邊疆。

文/ 鄒思聰 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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