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是在槍林彈雨中建立起來的，卻是通過政令解散的。

愛爾蘭記者奧克萊利是蘇聯解體的見證者，在本書中，他以1991年12月25日這一天為框架，圍繞著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斗爭，將蘇聯最后六年的政治混亂、經濟衰敗、人心向背，用細致可靠的描寫，表現得清晰而傳神。

蘇聯陷入泥潭難以自拔，整個國家的命運和走向，最集中地體現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兩個人身上。每個人都看著他們，“就像狼群等著最強壯的兩頭狼對峙”，看誰會成為領導者。卑微不是戈爾巴喬夫的脾性，寬宏大量也不是葉利欽的風格。兩人從最初的聯手合作，到后來的沖突不斷，終于變得勢同水火，各不相讓。最終，戈爾巴喬夫不能很好地判斷他的人民，在自我認識上更加糟糕，而葉利欽則在動物般的直覺下，聽到了遠處歷史車輪的轟隆聲。

以下兩篇文章，分別選自《蘇聯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9月）的導讀和導論部分。

帝國末日的回憶

撰文：梁文道

歷史上有些時刻總是被人夸大它的意義，乃至于染上了天啟般的神秘色彩。例如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的那一天，幾乎每一個美國的中年人都能說得出那一天自己干過些什么，剛剛聽到新聞時第一反應是什么，以及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似乎這天是他們記憶自己人生故事的重要節點，甚至還因此改變了自己命運的走向。相反的，有一種明明影響深遠的歷史時刻，發生的時候卻絲毫無人在意，沒有人能夠記起那一剎那的詳情，因此也就沒有足以炫耀給子孫的個人故事。例如愷撒跨過盧比孔河的那一天，跟隨他的士兵究竟知不知道這是一個共和湮滅的關鍵時刻呢？還有一些早就被預告過，也早就被期待的時刻，每個人都曉得這一天遲早要來，為它做足準備，甚至還安排了各式各樣的儀式典禮。但結果那一天和其他任何一個日子并沒有太大分別，人人照吃照睡，心情平穩。事后回想，只是茫然而已。比方1997年7月1日，十多年后，我和朋友追憶當天情景，發現大家都還記得其中一些細節，只是難以形容當時的心情，因為它太空洞了，完全沒有預想中的起伏波動，更加沒有那種覺得自己正在見證歷史的鄭重和肅穆。

更怪異的例子是1991年12月25日的晚上七點三十分，克里姆林宮一座綠色圓頂建筑，有兩個工人從屋頂活板門爬了出來，降下那面紅色的錘子鐮刀旗，然后像餐廳侍應生收拾桌布似的把它折起。紅場上人群三三兩兩，不是出來散步的莫斯科市民，就是外地來的觀光客，沒有人在意那面旗子的事，更沒有大批媒體記者帶著鏡頭和閃光燈涌到現場。那面胡亂被人收起來的旗幟已經在此飄揚了七十四年，那一天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后一天。二十世紀最強大也最令人害怕的國家，人類歷史上最驚人也最大膽的烏托邦實驗計劃，就此告終。如此一個深具象征意義的時刻，怎能如此草率？

無論從任何角度而言，蘇聯的崩潰都是一件頭等大事。但為什么我們關于它正式被宣告死亡的那一天的記憶卻是如此淡薄？就連許多俄羅斯人也都無法準確記得當時的情況；而他們那時候的心境便和我們在1997年7月1日的感受差不多，平淡而蒼白，一點也不覺得那天有什么了不起。

這就好比老花，越近的事情越看不清楚；莫非身處歷史關鍵時刻，可能也會有越近核心，感覺就越是模糊的情況？

然而，許多年后，由于人類記憶的游戲，也許過去已久的事情反而會變得豐富起來；甚至連原本寡淡無措的心境也開始被一種敘事上的浪漫需要所帶動，變得濃稠有味。比方說那天早上的莫斯科，天氣晴朗而干燥，可是一個克里姆林宮里的工作人員卻記得那天下了大雪。是不是只有一場沒完沒了的冬雪，才足以折顯出這命定一日的悲劇感呢？

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王朝的覆滅，事后回想，總是帶著這種悲劇式的美感。那種悲涼和滄桑，足以叫人暫時抽離出那個時代的諸多不可愛，以及那個王朝的一切過愆，是種非常單純的形象審美。好比崇禎皇帝自縊殉國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上朝，太和殿中竟然空無一人，所有大臣都早已逃逸藏匿。如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前夕，從來拒絕承認對方的東正教宗主教與天主教樞機，終于最后一次穿上華麗的祭袍，在千盞燭光搖曳下的圣索菲亞大教堂舉行聯合彌撒，祈求臨終前的垂憐。“蜘蛛在愷撒的宮殿中織網，夜梟在阿弗沙布的城堡上低鳴”，無論它多么的可鄙，多么的罪有應得，一個帝國的殞落至少值得這么一首凄涼的哀歌吧。

愛爾蘭記者康納·奧克萊利（Conor O’Clery）在他的《蘇聯的最后一天》里，也記下了類似的場面：晚上九點，參議院大廈的外面只有司機和少數幾個保安，戈爾巴喬夫辦公室外的整個樓層都空無一人，只剩下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幕僚在廳里喝悶酒。“他感到很受傷，沒有一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那些與戈爾巴喬夫多年保持互稱同志的關系的前共產主義者—打來電話對他表示感謝、祝賀或對他不能再為人民效勞表示同情。他結束了壓抑，給了人們言論自由和旅行自由，引進了讓這些領導人掌權的選舉，但他們卻保持緘默。戈爾巴喬夫痛苦地想，他們現在都處于狂喜中，忙于瓜分他們得到的遺產。”

更不堪的是第二天，由于根本沒有一個正式的告別儀式，于是戈爾巴喬夫的下屬就只好自己找了家酒店，請來三百多名國內外媒體代表，辦一場向戈爾巴喬夫致敬以及宣告蘇聯政權終止的招待會。酒店的總管一開始非常害怕這件事會得罪當權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不敢接下這筆生意。沒有人怪得了他，因為他的大腦早已習慣了共產黨時代人民對于當權者的那種慣性恐懼。好在這家酒店有西方資本合營，這個總管的上司遂指示他放心接受預訂。所以，戈爾巴喬夫的下屬自嘲地總結，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私有化還是有點用處的”。

最早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讓中國讀者見識了以單獨一年為主題的歷史書寫方式，后來我們陸續看到林林總總的類似著作，也就見怪不怪了。可最近幾年，又有不少藝高膽大的作者和史家向更高難度挑戰，干脆用整本書的篇幅來寫一個日子，奧克萊利這部大作就是其中的表表者。它的難度在于重構那一天從早到晚發生的時間，必須仰仗大量第一手文檔，以及當事人的回憶，少一點材料，都沒有辦法用細節鋪陳出一本書的分量。同時，那些文檔和訪談得來的記錄，還必須經過冷靜的審視與對照，否則，囿于記憶的錯誤、有意無意的扭曲增刪，真相就會蒙上一層迷霧，難以還原。而且，說是一天，但為了充分解釋這天一切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突顯這天的歷史意義，你還得補上大量背景，就像黃仁宇動用了他對整部中國歷史的理解來說明萬歷十五年一樣，由宏觀入局部，方得以小見大之效。奧克萊利以非凡的耐性和細心去克服上述困難，雖然難說完美，但也算得上是成果豐碩了。難怪此書一出，英語世界的評論普遍稱善。

可是，無論你如何強調歷史脈絡和各種經濟政治背景的重要，只要你把焦點放在一天，你就很難不遵循傳統，放大當事主角的作用。如果用棋局比喻歷史，這種寫法就會很自然地把個別棋子的位置和功能當成重點，多于今日學界強調的棋盤上的形勢。所以，讀罷此書，我們會得到一個印象，覺得蘇聯之所以分解，之所以如此分解，分解后又變成當前這副模樣，原來多半是兩個人的問題；這兩個人就是性格、形象南轅北轍，大部分時間都在纏斗不休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作者常常借著其他當事人的口，引導讀者猜想，要是戈爾巴喬夫當年沒有那么急進，又或者葉利欽沒有做過某個決定，事情會不會不像今天這般局面。也就是說，這兩個大人物的個性與抉擇，很有可能是后來歷史發展的主因。

習慣“長時段”思考問題的人，或者會反駁，指出就算沒有戈爾巴喬夫這個人，蘇聯的實際情況也會為它自己生出另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不過，歷史確實有太多的偶然。在大部分的蘇聯觀察家看來，1991年8月發動的政變是合邏輯的，因為這種政權就是會有一股力量試圖撲滅改革得過了頭的火苗。假如蘇聯是垮在這場政變所誘發的內戰或革命的話，那也完全合乎預期，因為沒有人相信蘇聯還能以另一種方式—一種和平得乏味的方式，就像后來真實的結局那樣—完蛋。偏偏還有一個大膽沖動的葉利欽，有他爬上坦克振臂一呼，就使得那次很合預期很合邏輯的政變無疾而終。這是不是必然中的偶然？是不是攪動“長時段”趨勢的個體？

為什么直到1990年，連中情局那些理該很懂趨勢的專家還都預估蘇聯還能夠再活一段日子，一轉眼，這個曾經支配半個地球的強權就突然消解得無聲無息？奧克萊利大概就是想用這本書來回答大家，那是因為我們站得還不夠近，看不見兩個關鍵人物的表情，以及臉孔背后的脾性。

形象，往往要比我們想象的重要。從蘇聯國旗的沉降，新舊政權交接時的紊亂，到戈爾巴喬夫最后所面對的眾叛親離，隔著距離，我們可以像欣賞悲劇一樣地來感慨這一系列帝國瓦解的敗象。但對俄羅斯人而言，關于這一天，他們記住的卻是越看越窩囊的戈爾巴喬夫在辭職演說中的虛弱形象。自此之后，這個毫無美感可言，絲毫不能使人悠悠喟嘆的日子，就成了許多俄羅斯人創傷性的集體回憶。有些人忽然“記起”那天自己是多么的憤怒，而不是歡呼慶祝。自此之后，他們開始期待另一個形象，一個能替他們雪恥復仇的強人形象。

2014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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