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就疆域伸縮而言，清以前與清王朝分屬于兩個階段，前期疆土徘徊在由400毫米等降雨量決定的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后期則專屬于清代，這是一個跨越農牧交錯帶，將疆土穩定地伸向西北干旱地區的時代。

清以前各個王朝，周邊民族的族屬雖然不同，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互有伸縮的土地之爭，始終沒有離開農牧交錯地帶，農牧交錯帶既是新生疆土的增長點，也是疆域內縮的終止線。清朝面對的疆域形勢不僅與以往歷代王朝完全不同，也與蒙元帝國并不一致。蒙古人進入中原之前已經擁有了西邊、北邊，在此基礎上實行由外及內的領土路線；滿洲人只擁有東北，整個內地及其他各邊均不在控制之內，故仍然采取由內及外的領土路徑，但與前朝不同的，清人在北邊采取了聯蒙政策。16世紀蒙古分為漠南、漠北(即喀爾喀蒙古)、漠西(即衛拉特蒙古)三大部，清人入關前已經與漠南蒙古建立了聯屬關系，漠北喀爾喀蒙古也歸附在清人統轄之下，至17世紀末內外蒙古全部歸于清版圖內。南、北兩部蒙古的歸屬，在將農牧交錯帶融于境土腹心的同時，并將疆域向北延伸至貝加爾湖南岸，向西抵達西域。西部蒙古即衛拉特蒙古，游牧于天山南北，其中準噶爾部勢力最強，入清后不斷侵擾漠南、漠北兩部蒙古，并與境外勢力建立聯系，威脅西北邊疆危機，對此清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陸續發兵，平定了準噶爾與回部大小和卓勢力，統一了西域。

就地理意義而言，清王朝針對蒙古準噶爾部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的系列戰役，爭奪的空間早已逾越了農牧交錯帶，而推至中亞草原的邊緣。中國歷代王朝不乏將境土擴展到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以西以北的事例，其中漢唐兩代拓土西域尤其為歷代稱頌，但漢唐時期都沒有獲得對于年降雨量400mm等值線以西以北地區持續而穩定的統轄，國力強盛時期拓土西北，國力衰微即固守農牧交錯帶。只有清朝的軍事行動不僅突破了這條農耕民族守疆固土的底線，將疆土延伸至中亞草原，而且穩定、持續地擁有了這片土地，并在光緒年間設立新疆巡撫，將其置于與內地等同的管理系統之下。對于清初康、雍、乾三世對西北軍事行動的重大政治地理意義，法國學者儒勒·格魯塞在他的名著《草原帝國》中清楚地指出，這一切對于中國疆土意味著什么。“乾隆皇帝對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爾的吞并，標志著實現了中國自班超時代以來的十八個世紀中實行的亞洲政策所追隨的目標，即定居民族對游牧民族，農耕地區對草原的還擊。”⑦格魯塞提及班超時代，事實上還可以向前追溯一百多年至漢武帝以及鄭吉時代，近兩千年的歷史進程中，農耕民族以北方農牧交錯帶為基點，經歷了多次反復，最終跨過農牧交錯帶，將帝國的疆土實實在在鎖定在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爾地區，這一貢獻不是得自漢唐帝王，而是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以及乾隆所在的時代。如果說，中國疆域擴展經歷了黃河與長江流域兩大農耕區的聯合、以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為基點的疆域伸縮、突破北方農牧交錯帶三個階段，那么第三個階段幾乎決定了泱泱大國基本版圖。

與新疆具有同樣重要地理意義的是西藏，自元代正式將西藏納入中原王朝的管轄之下，中原王朝的版圖再次突破青藏高原這一地理界限，繼元、明兩代對西藏的管理，1727年清廷向西藏派出駐藏大臣，辦理前后藏事務，繼續保持對西藏的統屬。臺灣正式納入中原政權行政區在康熙朝，1683年清軍澎湖海戰擊敗鄭氏水師，臺灣劃入大清帝國版圖，初歸福建省管轄，1885年設立臺灣省。西方列強進入中國之前，清王朝的版圖不僅遼遠，而且有著超越漢唐時期的完整疆域。

從史前時期至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數千年內中國疆土屢有伸縮。從黃河中下游地區凝聚為一體，到國家掌控范圍自黃河流域伸向長江流域，首先完成了農耕區核心地區的政治、文化認同與境土彌合；以后以此為核心將境土向周邊擴展，其中主要離合紛爭發生在北方農牧交錯帶，這一地區在疆域變遷的回旋起落之中承擔著起點與終點的雙重角色；清王朝突破農牧交錯帶融南北蒙古、西域于大清版圖之內，并繼元、明兩代繼續實行對青藏高原的統轄。歷史時期中國正北、西北疆域變遷的三個階段分別在空間上構成三個圈層，每個圈層的地理環境與資源稟賦均不同，中原政權緣起于農耕民族，因此首先彌合與延伸的范圍是自己熟悉的農耕環境，然后才會將疆土拓展到非農業生產地帶。疆土擴展中，每逾越一類地理障礙，就意味著進入一個新的環境地帶。回顧歷史，地理能夠成為疆域伸縮的基礎，在于它左右著人們的經濟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化意識與文化認同。疆土與人類的社會組織或政權相對應，而將散處在各地的松散人群凝聚在一個政權之中、整合在共同疆土之下的力量，不僅政治，文化認同也許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跨越地理環境，將疆土推向經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地區，應是政治、軍事與文化的合力。

從《詩經》時代的“普天之下”到大清帝國擁有的四至八道，“天下”已經增添了更多的內涵，數千之內多民族的融合，共同營造了腳下的土地與頭頂上的藍天。中國疆域形成的歷史進程中，充當主角的不只位于中原的漢民族，周邊各民族作出同樣的貢獻。“多民族，多元一體化的中國”是近年出現的主流提法，但事實上古代社會早已出現類似的理念，日本學者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中日比較史的視角出發》根據中國文獻記載提出“九州與四海=中國+夷狄”這一中國古代天下觀，對于這一提法可以在《周禮·職方》中找到線索，“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谷、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顯然，職方氏執掌天下之圖，天下之地不只包括中原地區，也不只農業社會，其中涉及的蠻、夷、戎、狄以及六畜均屬非農業民族以及非農物產，農業民族與非農業民族共同構成天下。《周禮》將九谷、六畜包融在職方氏的權限內并非偶然，自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中原與周邊民族的融合是為人共睹的事實，故我們可以在東漢人王充《論衡》中看到這樣的記述，“古之戎狄，今為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縮與民族交融的過程之中，我們今天享有的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故古人的體會更為深刻。中國疆域變遷的歷史進程中，無論疆土局限在農耕區之內，還是邁出農牧交錯帶向非農業區域延伸，民族之間的交融始終貫穿其中，因此疆域既是歷史產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果，并非一個民族，一種文化的功績。

疆土是立國之本，也植根在大地上，大地不僅提供了疆土的空間，且為疆土的伸縮注入了基底。

作者：韓茂莉 原載于《中國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第71-79頁

注釋

①譚其驤：《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見氏著《長水粹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2頁。

②鄒逸麟：《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成的歷史背景和地域特征》，《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1期。馬大正：《中國疆域的形成與發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鄒逸麟：《論清一代關于疆土版圖觀念的嬗變》，《歷史地理》，第24輯(2010年)。李大龍：《試論中國疆域形成和發展的分期與特點》，《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③《晉書》卷14《地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④《后漢書》卷89《南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⑤《后漢書》卷5《孝安帝紀五》，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隴西郡位于今甘肅臨洮，襄武在今甘肅隴西縣東南；安定郡位于今甘肅鎮原東南，美陽縣在武功縣北；北地郡位于今寧夏吳忠一帶，池陽縣在今涇陽縣北；上郡位于今陜西榆林東南，衙縣在今陜西白水縣東北。

⑥《后漢書》卷113《郡國志五》朔方郡條引《魏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⑦[法]儒勒·格魯塞著，藍琪譯：《草原帝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6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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