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漁船在海外“闖紅燈”捕魚案件時有發生，引發世界關注。在去年底世界貿易組織在阿根廷召開的第11屆部長級會議上，保護世界漁業資源、改革成員國漁業補貼政策是主要議題之一。中國是世界遠洋漁業第一大國，也是全球補貼漁業力度最大的國家之一，成為本次談判的焦點。然而四天的會議最終沒能取得實質性突破，中方代表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坦言談判到了“山重水復”的歷史關頭。

與陷入膠著的國際談判相比，中國政府對本國遠洋漁業的改革則出現了一絲“柳暗花明”。中國農業部于2017年12月正式發布了《“十三五”全國遠洋漁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要求控制行業規模、增加政府在對外漁業合作中的監管作用，體現出發展思路由“放”到“收”的轉變。

然而改革路上仍然充滿阻力：中國地方政府仍在“野心勃勃”刺激行業規模擴張，遠洋漁業補貼改革也尚未被提上議事日程，未來中國遠洋漁業的可持續發展還看改革能否更進一步。

“穩控”漁船數量，為“闖紅燈”的中國遠洋漁業剎車

“穩定船隊規模”，“嚴控公海漁船規模”，“控制漁船建設規模”、“嚴控并不斷提高企業準入門檻”，這類語句在《規劃》中頻繁出現。相比于“十二五”期間從1628艘增加至近2900艘的遠洋船隊規模，中國政府對遠洋漁業下一階段的發展重點顯然落在對行業過剩產能的“降溫”上。然而，這一“降溫”過程或將面臨與地方政府的博弈。

《規劃》提出了“到2020年，全國遠洋漁船總數穩定在3000艘以內”的具體指標。換句話說，未來三年中國遠洋漁業船隊規模的增量不應超過100艘。然而福建、山東兩個遠洋漁業大省的地方規劃卻仍然在強調擴大數量和規模。福建省提出到2020年比2017年再增加150艘；山東省計劃到2020年比2014年再增加81艘。

地方政府對遠洋漁業產業擴張的趨之若鶩，造就了目前良莠不齊的龐大船隊，極大地增加了中央政府對這一涉及國家海外形象的行業監管難度，導致中國漁船在海外違反在地法律法規案件增多。2016年3月，一艘名為“魯煙遠漁010號”的中國山東漁船被發現在阿根廷專屬經濟區內作業，在遭到阿根廷海岸警備隊阻攔后拒絕配合檢查，最終被擊沉；2017年8月，一艘來自中國福建的轉運漁船“福遠漁冷999號”被厄瓜多爾警方逮捕，該船涉嫌在公海非法轉運瀕危鯊魚等漁獲。

2017年4月8日，幾內亞科納克里港口內因涉嫌非法捕撈被當地漁政官員逮捕的三艘中國漁船。2017年4月8日，幾內亞科納克里港口內因涉嫌非法捕撈被當地漁政官員逮捕的三艘中國漁船。

因此，中國遠洋漁業急需國家層面的政策“剎車”來為其降速，防止其成為中國國際形象的減分項。如何將中央政府最新的發展目標和思路及時貫徹到地方政府的實踐中，將是決定能否實現新規劃所設定目標的關鍵第一步。在此基礎上，切實完善現有的遠洋漁業從業人員“黑名單”制度，將違法漁船同時納入“黑名單”，設置公開平臺將“黑名單”的發布制度化，并出臺相應的具體監管懲罰措施，才能有效地為過熱發展的遠洋漁業“降溫”。

從“企業對政府”到“政府對政府”的合作模式轉變

《規劃》的另一個轉變是重塑中國與入漁國國家的合作方式，提出“積極建立雙邊政府間漁業合作機制”。過去幾十年來，中國遠洋漁業企業直接和當地政府談判以達成合作關系。中國政府以往支持這種合作模式，鼓勵企業與入漁國建立互惠互利和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

然而，在一些政局動蕩、基礎設施落后的國家，缺乏政府間的合作框架和協議使中國企業面臨較高的交易成本與較為嚴苛的投資環境。為了抵消為獲得入漁權而付出的成本，漁船在實際捕撈活動中往往追求利潤最大化，將當地漁業資源一網打盡。在這種發展模式下，不僅當地漁業資源和生態的可持續性面臨嚴峻的威脅，過度捕撈的中國漁船也引發了當地輿論的不滿。

在意識到了“企業對政府”直接合作模式帶來的種種問題后，中國政府做出了調整，去年11月與塞拉利昂政府正式簽署了兩國政府間漁業合作諒解備忘錄，同月還修訂了與毛里塔尼亞早在1991年簽署的漁業協定。這標志著幾十年來中國在非洲以企業打頭陣的漁業開發將重返政府間合作的軌道上來。

2017年4月2日，幾內亞海域，福遠漁380上，中國和幾內亞船員整理漁獲2017年4月2日，幾內亞海域，福遠漁380上，中國和幾內亞船員整理漁獲。

當前中國在非洲入漁16個國家，很多雙邊漁業協定都是在30多年前簽訂的，其中的條款已經很難滿足目前的生態保育要求。因此在新規劃中明確要求未來建立更多政府間漁業合作機制，也體現了中國政府將在遠洋漁業可持續發展中承擔更多監管責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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