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第二個問題，就迄今為止的中美貿易爭端而言，我們需要吸取哪些教訓？
我想從兩個方面來談。
首先，就眼前的教訓看，主要有兩點：
一是盲目自大的情緒。
一百多年來我們被西方侵略、壓迫的太久，心中的大國情懷不僅強烈也更為迫切。必須承認，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令世界矚目，在某些領域的進步與發展甚至走到了世界前列。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產生了一種舉國的自豪感，同時也伴隨著一些自大情結。
中美貿易戰，尤其是“中興事件”不啻為一劑強烈的清醒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與美國之間存在的巨大技術差距。事實上，我們在許多核心技術領域與國外的差距十分巨大。
馬航370事件出現后，很多人才知道羅爾斯羅伊斯公司對自己生產的飛機發動機的運轉狀況，包括在什么地方運轉、在哪個高度運轉、在什么時間運轉，是完全可以掌握的。
前不久，一家汽車零配件公司的總經理跟我講，世界上有兩三家公司的汽車噴油技術做的最好，但是我們軍車的噴油嘴一定不能用外國的，即便國產噴油嘴質量不高也要用自產的，因為國外廠家都可以進行噴油嘴控制，關鍵時刻可以進行停止發動機噴油的操縱。
我們知道，網絡技術有三個層次，最核心的是原發性的技術創新，其次是原發性的技術進步及其產業化，如芯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聯網思維和互聯網技術進行的規模經濟的市場開發。
我們經常搞“光棍節”購物狂歡，無論是阿里巴巴還是京東等都是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經濟規模實現的快速擴張，跟原發性的技術創新思維、原發性的技術進步及其產業化毫無關系，只不過是運用別人的技術思維、產業化的技術，利用中國的巨大市場規模迅速推廣而成。
二是這場爭端使我們更加清醒地意識到，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在經濟結構、經濟運行機制等方面進行更為深刻的改革。
以往，我們通過以市場換技術、以資金買技術、以挖人才造技術等方式取得了一些技術進步，但今后這些途徑恐怕都難以行得通了。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唯有自主創新，既有技術領域的創新，更有體制和制度上的創新。
其次，再來談談更深層次的教訓，此次中美貿易戰爆發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第一，中國忽視對美國整體性、綜合性、系統性的深入研究。
自2016年美國大選開始一直到今年三月份貿易爭端，再到今天，我們對美國的判斷屢屢失誤。更為重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場大國間的博弈，除了一些貿易專業、經濟領域的專家紛紛出來發聲以外，那些研究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專家少有聲音。
這是極不正常的。
說明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我們對自己必須直面的霸權國家的系統、深入研究是非常不夠的，因而很少可以對美國做出可持續性的、理性的研判。這是非常危險的，不僅容易出現誤判，甚至出現錯判。
其后果主要有兩個。
一是情感勝于理性，整體性的非理性思維經常占上風，本質上講這是中國人典型的農耕民族根性。
農民與商人的最大區別是什么？農民經常是情感強于理性，而商人則經常是理性勝于情感。
中國從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正式確立走到今天，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這意味著我們中華民族從農耕民族走向商業民族的歷程僅有二十幾年，因而傳統根性自然是很強烈的，使得我們很少能夠理性地認識世界，更習慣基于情感來判斷世界。
當年，駱家輝被美國派駐中國大使，很多人歡欣鼓舞，甚至認為美國終于派了個“中國人”，中美關系因此將走得更好。駱家輝是華裔美國人。正因為如此，他更需要要證明自己更美國，所以對中國的態度、立場也更加強硬。
在現階段和今后的中美關系中，我們必須努力克服這種民族根性，更加理性地認知美國，處理好同美國的關系。
二是相應地，我們出現了當年戴季陶先生所說的“智識上的義和團”的傾向。
在目前的中美貿易戰中，有些學者和專家提出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這種提法令人匪夷所思。在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在一個經濟發展、改革不斷深化的時代，何謂“要不惜一切代價”？難道要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時代？
“智識上的義和團”的另一個表現，是我們很少認真地研究特朗普本人。
特朗普自傳的中文版早在2016年4月就在上海出版發行了。那本小冊子很薄，中文標題叫《永不放棄》。我看了三遍，感受是特朗普這個人非同一般。迄今為止，我們對這位美國總統的認知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我們經常小看他，當然全世界都小看了他，二是認為他“善變”，但事實上是因為我們自己看不懂，沒有認真研究他。
他是一個搞建筑出身的人，這類人的思維方式是，首先要基礎夯實，其次是思維、設計縝密，邏輯清晰，否則大樓一定要蓋歪的，賣不出去的。
作為一個商人，他的特點是：當對手信心十足的時候，他特別善于抓住對方的漏洞并戳破對方的底線，為對手帶來巨大威懾，進而達到目的；而當對手全力進攻的時候，他又突然能夠化干戈為玉帛，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自己的書中，他曾提及自己咸魚翻身的輝煌經歷，其中也多次談及他與不同對手之間的博弈經歷。
我建議在座各位同學看一看這本書。大致就會知曉，所謂的“特朗普善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沒有把他研究明白。
我現在經常思考一個問題，這場沖突會給中國帶來什么？
理論上的挑戰、實踐上的挑戰無疑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迄今為止致使我們獲得成功的好多理論都需要做認真的反思。同時，我們的好多對策也需要認真反省。
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根本上講是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實現的。開放的本質是什么？是我們對美國主導的全球市場經濟體系開放，或者說是我們主動地加入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去，并因此成為該體系的最大獲益者。
但是發展到今天，美國人認為這個體系讓中國人占盡了便宜，自己卻吃了很大的虧，不再愿意同我們玩下去了。因此，當今時代不存在什么“逆全球化”，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有問題的根源在于全球化進程出現了大分裂。
全球化分裂的本質是什么？是世界主要大國之間關于全球化的共識破裂或沒有了，這是當今世界最危險的一件事情，意味著今后美國不再愿意同我們分享他所主導的全球規則和制度安排，這必然對我們今后所有的經濟理論及其研究帶來巨大挑戰。
但是我認為，更為重要的挑戰恐怕是思想上的，即在這場爭端很可能演變成為曠日持久的大國沖突的過程中，我們是繼續冷靜地認識我們與美國的巨大差距，堅持虛心地向美國學習，還是由此堅定地走向民粹主義的反美道路甚至以一種“玉碎精神”抵制美國的一切。
我們曾干過這種事情，所以我很擔心。
這些政治、經濟、思想等領域的嚴峻挑戰，關乎今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方向，是個大問題。
第二，忽視對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的研究，進而對美國社會結構的變化及其主流意識形態的變化研究很少，進而缺乏對美國國內政治結構變化的深入理解。
特朗普為什么拿中國開刀？對華貿易逆差問題只是個借口。
事實上，不是特朗普上臺造成了美國分裂，而是美國社會分裂導致了特朗普上臺。美國社會由于經濟結構金融化被嚴重撕裂了，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多，中產階級在破產。所以，美國“鐵銹地帶”主要的三個州過去全是支持民主黨，支持希拉里的，但這次它們的反轉是促使特朗普獲勝的關鍵因素。
特朗普上臺后，必定要兌現競選承諾。但事情并非僅僅如此，他上臺后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行為盡快彌合分裂的美國社會。迄今為止，他做得比較成功。
因為他非常聰明地捕捉到了一個目標，這就是中國。“中國威脅”是美國近些年來的焦點話題，而且實際上也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共識。特朗普巧妙地利用了這樣一個契機，“中國問題”或“中國威脅”成為特朗普手中的一張牌。
所以，如果深入地研究美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到政治結構的變化，我們可能不會出現很多誤判。我認為，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些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結論有些時空的局限性，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那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美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決定社會結構變化，也一定決定著美國政治利益、國家核心利益的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便特朗普兩年或者六年后下臺，美國也不會因為更換總統而在戰略上改變對中國的基本立場。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
第三，忽視對美國控制世界的手段也就是霸權方式、機制等問題的研究。
這導致我們經常以工業化國家的視角去認識后工業化的美國，以“貿易國家”的立場去對待“金融國家”的美國；相應地，在此過程中又出現了以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成就來定義自身國際地位的一種幻想。
我自己的多年研究得出一個結論：中國崛起的性質是“美元體系內的地位提升”。我認為這是很冷靜、理性的一個結論。一些人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為了取代美元，我反對這種觀點。
我的研究結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不是取代美元，“美元體系”在短期內是無法被替代的，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減少我們在“美元體系”中的風險和成本。
說到這里，必須指出的是，我們的某些媒體是極其不負責任、不專業的，經常用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忽悠民眾情感。
40年來，正是因為我們加入到“美元體系”當中，我們成為該體系的主要獲益者，自然成為該體系的最主要的支撐者（如購買大量的美國國債等），也自然會成為該體系風險、成本的主要承擔者。這是一個正常的邏輯。正所謂福兮禍所伏，這可能是未來我們的問題所在。
也就是說，特朗普的殺手锏正在這里，其實他早已露出了獠牙，如對伊朗、俄羅斯的金融制裁，包括前不久美國部分官員提出的對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凍結等，雖然是傳聞，但這種信號意味著當兩國紛爭激化的時候難免不會出現這種狀況。無論怎樣，貨幣金融一定是美國最后的殺手锏、制勝的法寶，這是它的絕對優勢所在。
那么，我們的主動權在哪里呢？在國內。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認清了斯密經濟學原理指導下的市場經濟的重要性，知曉了交易分工的作用，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40年后的今天，我們終于開始意識到熊彼特式的創新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了構建創新性國家的宏偉藍圖，意義格外重大。
圍繞創新問題我們需要做些什么？我想從國家和個人兩個層面談談自己的看法。
在國家層面，我們必須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創新的體制和制度安排。
今天，倘若依舊沉迷于炫耀祖先的四大發明，一定是我們這些子孫的恥辱。我們應該更多地思考“李約瑟之謎”，這對我們意義更為重大。
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間競爭的本質是什么？二十幾年前我就提出是制度競爭，即看誰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發展。因此，改革那些阻礙創新的制度安排，創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經營、自主選擇和自主流動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是至關重要的。
這個問題過于宏大，在此暫且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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