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型國家”理論恰好強調：“國家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國家干預”不是依賴國有企業，更不是依賴計劃經濟。2005年，按照購買力平價法，中國的人均GDP占美國的11.4%；大約相當于韓美之間對比1970年的水平。

如今的中國，從上到下都在談“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可事實上，中國只是“發展型國家”俱樂部的一員，甚至也不是最成功的一員。這不僅是無知的表現，而且也是可怕的驕傲。

如果我們不能從“發展型國家”的角度來理解中國業已取得成就和目前面臨的困難，中國的現代化或者說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確實有可能因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夭折。

何謂“發展型國家”？

“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由美國中國問題和日本問題專家查默斯·約翰遜（Charlmers Johnson, 1931-2010）在他1982年的名著《通產省和日本奇跡》提出。

不過，“發展型國家”的知識脈絡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費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的《政治經濟學的國家體系》（1841）和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1904-1978）的《歷史視野中的經濟落后》（1962），甚至美國著名的開國元勛之一Alexander Hamilton（漢密爾頓，1755-1804）在《聯邦黨人文集》（1787-1788）中所闡述的某些觀點。

《通產省和日本奇跡》出版后，對整個學界和政策界產生了極大影響。歐洲對“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視部分源于重新發現李斯特的“國家體系”，以及查默斯·約翰遜對日本產業政策的推崇。美國克林頓第一屆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CEA）”主席勞拉·泰森（Laura Tyson）就是“產業政策”和“戰略貿易”的忠實信奉者，并且警告美國如果學習日本，制定戰略產業的政策，就將在新的產業競爭中失敗。直到今天，“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依舊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話題，每隔幾年就會有重要的作品出版。

時空中的“發展型國家”

“發展型國家”都是后發國家，而且通常都遭受過先發國家的欺凌甚至侵略的國家。這些國家通常會有特別強烈的“趕超”情結。

世界上最開始的幾個“發展型國家”出現在歐洲，其中最典型的是面對英國屢戰屢敗的法國（1700之后），在拿破侖的大軍面前顯得不堪一擊的普魯士（1806）。盡管法國最后發生了1789的“法國大革命”，但是法國的科技和工業的趕超基本是成功的。普魯士可能更為成功：普魯士用了大約一個世紀（1800-1890）的世紀便成功趕超英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在當時的世界僅次于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是歐洲大陸之外的第一個比較成功的“發展型國家”。自明治維新起，日本就是普魯士的積極效仿者。比如，日本明治憲法的起草過程幾乎全程都有就普魯士憲法專家參與，而日本的產業政策在二戰之前就有許多地方是模仿普魯士。但是，真正讓日本成為約翰遜筆下的典型意義上的“發展型國家”無疑是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奇跡”，盡管日本在二戰后的產業政策制定和二戰前是一脈相承的。

繼日本之后，第二批“發展型國家（地區）”都集中在東亞，是“亞洲四小龍”、“四小虎”中的主要成員，包括中國的臺灣地區（1954年開始）、韓國（1962開始）、新加坡，以及后來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等。
顯然，中國在1840之后是有機會成為歐洲大陸之外的第一個“發展型國家”的。但是，清廷從上到下都試圖守著傳統而搞點“洋務運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而不可能徹底再造中國。再加上清朝的國家能力日漸萎縮，即便有心也無力。中國成為“發展型國家”的必要條件一直到1911-1927年的中國革命之后才逐漸開始具備。

“發展型國家”的基本要義

按照約翰遜的闡述，“發展型國家”的必要條件大致有兩個。首先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而這樣的國家通常由革命或者半革命造就。其次是這個國家是一個從上到下都基本相信現代化的國家。這里需要特別強調，后一個條件常常被人忽視。但事實上是，確實有一些國家（比如中東地區的某些穆斯林國家）的核心問題之一恰恰是，它們的許多精英和平民并不相信現代化，而是將現代化視為“西方的精神污染”，因此想通過回歸傳統來抵御現代化。

但是，具備以上的兩個必要條件仍舊是不夠的。一個比較成功的發展型國家還需要具備以下幾點（這幾點加起來大致構成一個“充分條件”）。

1.“發展型國家”不是，也不能是計劃經濟，有經濟發展計劃不等于計劃經濟。事實上，“發展型國家”的全稱是“基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型國家”。因此，“發展型國家”強調的是后發國家必須在市場經濟的基本體系下追求經濟發展，而不是計劃經濟。國家干預（制定經濟計劃或產業政策）不等于計劃經濟，也不等于完全依賴國有企業。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之所以不成功的核心原因正是因為他們都消滅了市場經濟。

2.“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是經濟發展的核心角色之一。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像新古典經濟學那樣認定國家越少干預越好就能實現經濟升級是不成立的。

3.“發展型國家”確實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這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是要去窒息民營經濟的發展，而是要依賴、輔助、和指導民營經濟的發展。因此，“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是民營經濟的“幫助之手（helping hand）”，而不是主導民營經濟，甚至限制民營經濟。恰恰相反，“發展型國家”的目標是讓國家干預和民營經濟形成合力發展。

4.“發展型國家”需要制定好的“科技和產業政策”（通常簡稱為“產業政策”），而且是根據國際市場和分工等等，制定產業政策，而不是閉門造車。

5.“發展型國家”需要制定好的產業政策，必須依賴一個相對獨立、高效廉潔的技術官僚體系。這個官僚體系依賴嚴格的科舉式選拔，政治人物不能干預主要的官員任命和提升，以保持官僚體系相對與社會利益集團的獨立性，即，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說的“嵌入式的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

6.產業政策不能僅僅是扶持，而是必須有強制性的業績考核和退出機制，即便是對于私營經濟實體也是如此。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私營企業業績達不到要求，就將不能獲得國家的繼續支持。對國企則更是如此。

7. “發展型國家”的產業政策需要與時俱進。技術前沿在變，生產的組織方式在變，只有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才可以真正比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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