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互保章程》在上海簽訂后，劉坤一、張之洞分別致電駐歐、美、日使節，要求他們向所在國的外交部遞交東南互保條文，陳以利害，促成在上海的談判。地方督撫，直接染指、參與本應是中央政府才有的外交權，直接向駐外使節發指示，這也是督撫權力擴大的一個重要標志。

東南督撫緊鑼密鼓地商議東南互保，彼此溝通既要迅速，又要保密，電報起了重要作用。早在1880年10月，經過李鴻章十數年不懈努力，清廷終于允準他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李鴻章任命盛宣懷為總辦。天津為“總局”，上海“副之”，蓋因上海電報分局為南路各局總匯，并且上海也是外國在華電報的匯集之地。這是中國近代電訊事業的開始，二十年來電報線路已經遍布全國各地，但義和團運動爆發后，電、電線、電報局都是團民眼中最主要的“洋”物，必須鏟除。在此期間，北方的電報通信系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直隸、京津線路破壞尤其嚴重。直隸線路的破壞，使北京與武漢、西安的通信不暢。京津線的破壞，后果更加嚴重。因為該線路連通北京天津，又通過海底電線接通上海，是清政府對外通信聯絡的主要通道。但北方各省嚴控義和團的只有山東袁世凱，在山東境內保護電線電報局，還能保持線路暢通。這樣，朝廷與東南諸省的許多信息，彼此都要通過袁來轉達。

當宣戰上諭正以“六百里加緊”的傳統方式傳送全國各省，山東巡撫袁世凱是除直隸總督外最早接旨的。接旨后，他用電報率先向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四人通報了中外決裂的消息。此四人得到消息后，開始了東南互保的謀劃。電報局總辦盛宣懷嚴令各電報局封鎖宣戰諭旨，并且規定東南督撫之間的密切商議一律用密碼轉盛本人，保證了各省官員電報信息傳遞的秘密性和安全性。如果沒有電報這項新技術，或電報被朝廷掌控，東南互保也很難成局。

東南互保正式成立后，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骙、山東巡撫袁世凱、四川總督奎俊，以及陜西巡撫端方等均對東南互保表示贊同，遠遠超出了長江流域的互保范圍。

東南互保”與朝廷的“宣戰”諭旨顯然相悖，所以張之洞、劉坤一在簽約的同一天就會銜電奏慈禧，力陳苦衷，有理有據，使朝廷接受他們的所作所為。此奏由張起草，一開始就明確表示不贊同朝廷向各國宣戰和招募義和團民的政策，并勸朝廷改變政策：“此次大患在與各強國一齊開釁”，“拳會僅持邪術”根本不可能以血肉之軀戰勝列強的炮火。“以京師之重地，作孤注之擲，危迫甚矣。論兵力，一國焉能敵各國，不敗不止；論大勢，各國焉肯輸一國，不勝不止”。結果必然是“各國大隊直入京城，宗社乘輿，何堪設想！此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萬叩以請朝廷嘔思變計者也”。而且，長江沿岸只有搶劫偷盜的“會匪”“拳匪”，“并無拳會之黨可招”。

在論證了朝廷面臨可怕的局面后，他們自然得出為全國計、為朝廷計應實行“東南互保”的結論：“就目前計，北事已決裂至此，東南各省若再遭蹂躪，無一片干凈土，餉源立絕，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穩住各國，或可保存疆土。”由于列強在長江流域的利益矛盾嚴重，“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羈縻牽制之。若鼓動一國，勢必群起而攻，大沽覆轍可深鑒也，此實委曲求全之策”。他們坦承，在長江流域如果只與一國開戰，有可能支撐半年，但如果說可以抵抗多國，則“臣等誠不敢故作矜夸之語，以欺君父而誤國家”。“總之，能聯絡一日，長江以內尚可使外人無從逞志”。

他們抓住諭旨中有“各督撫互相勸勉聯絡一氣，共挽危局”的字句，盡量將東南互保說成是符合圣旨的“聯絡一氣，共挽危局”之舉。當然，他們不能不表示：“倘各國必欲以干戈從事，派大隊兵艦來江攻我營臺，實逼處此，臣等受恩深重，有守土之責，自當盡力抵御，存亡與共。”最后，他們特別強調朝廷不要將駐外使臣召回，“若使臣下旗回國，即是明言決裂，自認攻毀各國人命物產，以后更難轉圜，似宜仍令暫駐各國為宜”。盡量為朝廷日后議和留下后路。

6月28日，即東南互保的“章程”簽訂兩天后，朝廷的“宣戰”諭旨才在上海公布，張之洞、劉坤一向盛宣懷等保證，一切責任都由他們兩人承擔。但慈禧在“宣戰”后給他們的上諭中對他們的違旨不但沒有責備，反而稱贊“互保”是“老成謀國之道”，并且朝廷“與該督等意見正復相同”。經過一番串聯，廣東、山東、浙江、福建、四川、陜西、河南等省份先后參加“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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